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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该赔 病人不该死/邓利强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9:14:48  浏览:972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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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该赔 病人不该死

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2004年4月27日《健康报》卫生与法栏目以“医院该负什么责任”为题报道了一则让人深思的案子。事情这样的:2001年9月25日陕西人景某在广州火车站因与人争执被警察疑为精神异常送至广州市精神病院,在该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景某被送至临时收治“盲流”的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入院后,景某拒绝进食,经支持治疗17天后景某死亡,经尸检景某死因为“因饥饿而死”同时景某颅内发现拳头大小的灰白色肿瘤。其后白云精神康复医院被两法院审判决承担景某家人各类费用约10万元。
对此事件及判决笔者用一句话形容为 医院不该赔,病人不该死,,本案为的发生及不幸结局的原因都在医疗问题之外。
景某与医院及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本案医患关系的实质。
医患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合同关系或无因管理。医患合同关系的建立是医患双方(或某代理人)自愿订立合同,该合同的目的是解除痛苦抢救生命;医患之间的另一种法律关系是无因管理,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基于患者无行为能力或神志不清被其代理人之外的人(如大街上素不相识者)送到医院,此时由于患者不具有订立合同的能力,送病人到医院的人又不是病人的代理人,医患之间这种情况下的关系就是医生履行职责救治病人,双方没有订立合同,这时医患双方的关系在法律上叫无因管理。
本案中,医患双方的关系显然不符合上述两种关系的特点。事实上,此时医院与患者根本没有关系,本案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患者景某与当地政府的。本案中景某到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将其送至医院,此时依惯例医院无权拒绝收留病人,病人也非自愿,这种情况下医院其实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代理人或被授权的管理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或管理人行为的后果不由本人承担而应由被代理人或授权人承担,故本案医院工作的结果应由当地政府部门承担责任,医院根本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
让医院赔付不公平。
第二,从公平角度讲医院也不应承担责任。公平是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讲究权利义务相对应。刚才我们已分析医院本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退一步讲,即使把医院视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医院也不应承担责任。民事法律行为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本案的医院当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对病人收取相应的费用是其起码的权利。综观整个事件的发展我们可能得出以下信息:医院没能收取一分钱的医疗费(是送景某来的部门没给钱还是景某本人根本没钱我们不得而知),景某死亡后医院还支付了殡葬费,那么我们要问精神康复医院的利益何在?在无偿救助他人并代为垫支额外费用后医院尚需赔付其家属公平何在?本案医院对景某的救护不能说十分到位,但我们不应脱离其身份——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无人付费、水平——区精神康复医院和已采取的措施——鼻饲,从上述情况看,医院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实施了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已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就不应当再承担责任。对此发达国家有很明确的规范,1998年美国加州首先实施《乐善好施法》以鼓励医师在急诊或院外遇紧急情况救助病人,医生这种情况救治病人除了故意伤害病人,该法豁免了在此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医疗过失。从这一立法本意我们可以看出,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不能太苛求医生,否则医务人员救治他人的积极性将会被进一步削弱最终受伤害的还是病人。由于本案精神康复医院实施的是无偿救治,从民法公平正义的角度,让康复医院承担民事责任不公平。本案虽然死亡家属得到了赔偿但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本判决没有实现社会的正义。
病人不应当死亡
第三,本案景某的死亡是有可能避免的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不收容景某;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及时与景某家人取得联系;如果景某留在广州精神病医院进一步治疗;如果白云区精神康复医院的治疗条件再好一点(给病人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而不考虑谁来埋单);
如果做到以上几点景某的死亡很有可能被避免。
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最后如果我们要检讨本案的话,我们应当得出以下结论:本案的责任人完全在医疗之外,套用《南方周末》2004年4月29日第十一版一篇文章的标题叫《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本文中我不想检讨收容审查制度的弊端,该制度已在我国被废止,这充分说明了该制度本身的问题太多。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根本没有能力给景某使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该院称医当时已经举步维艰,不考虑费用负担为病人垫支巨额静脉高营养的费用根本不是该院所能承受得起的。此言不假!
据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的调整显示,我国精神病医院政府财政补贴严重不足,2001年国家对全国精神病院的财政补助总额为8.5亿元,仅占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拔款总额的2.3%,而我国目前精神病病患者及有情绪、行为障碍的人数达数千万人,财政拔款与病人数目的极大反差使全国大多数精神病院举步维艰,医院低水平负债运营,很多医院的建筑是上世纪50-60年代建成,其设备更新更是无从谈起,山西省精神病院直到2002年还在手工计数血细胞数,精神病病院的困境可见一斑!
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长期负载着收治社会上无法定抚养人或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精神病人,大量医疗欠费不能收回,医院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使精神病院雪上加霜。
因此,我认为很多医疗纠纷的产生有很多医疗之外的原因,本案中让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不考虑费用使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是不现实的;医院在没有收一分钱并代为垫支了殡葬费后再让其赔偿10万余元,表面看来受伤害者得到了赔偿,社会的正义得以实现,事实上这样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平正义等偿有价的法律原则没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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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令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签发的督促其履行债务的法律文书。支付令是一种高效、便捷、经济的债权实现的方式,特别是新修订的劳动法将支付令作为工人高效维权的一种方式加以推出,是小额速裁程序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但在审判实践中,却很少有人申请支付令。支付令作为非诉债权实现方式还有无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原因使支付令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我们如何从程序设计方面优化支付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此文进行粗浅探索。


支付令的功能


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督促程序就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逾期不予清偿的案件,通过简便快速的方式督促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司法程序。

1.支付令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有利于提高案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支付令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缩短债权实现时间。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债权人提出支付令申请的,人民法院在5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如决定受理,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15日内清偿债务。而诉讼案件审查期限是7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是三个月,普通程序是六个月,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收到判决书后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从法律规定上看,督促程序的债权实现期限远远小于诉讼程序债权实现期限。(2)手续简便,只需一份支付令申请书即可,无需开庭。法院直接对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即可发出支付令,无需开庭审理。(3)降低债权实现成本。一方面,申请支付令无需开庭审理,可以省去代理人出庭的费用;另一方面,申请支付令的申请费仅是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以10万元标的为例,申请支付令仅需766元,如果诉讼则需要缴纳2300元,节约了1534元。同时,支付令的管辖不受标的数额限制,可以就近选择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申请,避免到上一级法院诉讼,减少奔波之苦。

2.支付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司法效率 目前,各级法院案件均呈普遍增长态势,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支付令在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有其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通过申请支付令可以过滤掉大量简单案件,让法官有更多的精力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支付令不需要开庭审理,经当事人申请即可以启动审查程序,减少人力、物力,节省了审判资源。


支付令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1.债权人不愿申请支付令 根据以随机抽取到法院立案的债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对支付令制度不了解的占45%,支付令因义务人提出异议容易导致失效的占32.5%,双方矛盾争议较大、不宜申请支付令的占22.5%——通过以上调查,债权人不愿申请支付令的原因有:(1)法律宣传不到位,债权人不知道有支付令督促程序。1991年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即规定了督促程序,但对于非诉矛盾纠纷解决模式是近几年刚刚兴起并被人们逐渐认知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督促程序,只有司法工作者能够了解其运作程序以及实际价值,广大群众对此不甚了解。(2)支付令因债务人提出异议,容易导致支付令的失效与执行程序终结。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依此规定,人民法院仅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只要异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即可认定异议成立,支付令失效。同时,支付令还会因申请人的行为导致督促程序终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后,经审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不适格;给付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的证明文件没有约定逾期给付利息或者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坚持要求给付利息或者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要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属于违法所得;债权人申请支付令之前已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或者申请支付令同时又要求诉前保全。

2.部分法院与律师不建议当事人申请支付令 部分法院与律师不建议当事人申请支付令,其原因:一方面支付令无需开庭,无法收取出庭费用;另一方面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价值无法体现。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法官不愿意启动督促程序的原因进行调查,随机抽取一线法官30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支付令因债务人异议容易导致督促程序终结,支付令失效,前期所做的工作都将宣告作废,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有14人,占47%;支付令具体操作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缺乏详细的操作规程,适用起来会面临很多新问题无法解决的4人,占13%;支付令案件多为债权类案件,案情简单,容易调解,适用支付令将影响调解率等考核指标的有12人,占40%。通过以上调查可知,法官不愿启动督促程序既有法律法规不完备的原因,也有法院考核评价制度原因所致。

1.提高支付令申请成功率 (1)加强督促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的积极性。对于支付令申请条件及程序,支付令异议的效力以及督促程序终结的情形等,应当予以宣传,引导大家通过非诉程序快速化解矛盾。1988年,法国因为收取没有支付的款项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已有四分之三的债权人是在“指令支付”(即督促程序)简易程序范围进行诉讼。建议我国法院首先在立案阶段,由立案人员对符合申请支付令条件的案件进行分流引导;其次,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关于申请支付令的典型案例,引导当事人自觉选择申请支付令;第三,加大支付令案件的执行力度,进一步突出支付令“快速”的效果。(2)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异议,进行有限度的实质性审查,即对于不需要双方举证,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定理、规律,或经过计算或简单分析即可确定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例如被申请人对债务本身无异议,但提出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借条是在两年内出具,可以直接认定异议不成立。对于有限度的实质性审查,要把握无需举证和常识分析两个限度,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听证等形式给予双方申辩陈述的机会。

2.实现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无缝对接 将诉讼程序作为督促程序的后备和保证,能够使债务人慎重运用支付令异议权,提高支付令的效果。(1)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时受理法官应询问申请人,如支付令申请失败是否愿意由法院直接转入诉讼程序,如债权人同意,在支付令失效或督促程序终结后由法院直接立诉讼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无需当事人亲自到法院重新立案。(2)在转入诉讼程序时,以前缴纳的申请费用直接转作诉讼费用,实行多退少补。(3)无需申请人重新递交诉状,由申请书代替诉状。(4)自被申请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即开始计算举证和答辩期限,无需再重新给予被申请人举证和答辩期限,被申请人的书面异议书可作为诉讼案件被告的书面答辩,可直接安排开庭。

3.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操作流程 目前,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操作流程,主要见于民法通则及其解释以及最高院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这些规定对于一套诉外矛盾化解机制来讲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对于担保案件担保人是否能申请支付令;对于被申请人对于债务部分提出异议,对因部分异议而失效的部分是适用裁定予以确认,还是收回原支付令重新下达新的支付令等,现行的法律法规未给予明确规定。督促程序是一种通过非诉的方式来解决诉的程序,因此它具有很多诉的性质,我们应可以借鉴诉的规定对督促程序加以完善。(1)确立异议证据制度。现行的督促程序,对于异议人提出异议仅进行形式审查,只要提出书面异议即可,容易导致异议滥用,应当要求异议人在提出书面异议的同时提供相关证据,对于证据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可不予实质性审查。(2)确立异议审查回避制度,异议人提出异议时有权知道异议审查人,异议人认为异议审查人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回避情形的,可以申请异议审查人回避,关于回避的确定可以参照诉的规定予以确立。(3)确立支付令错误救济制度。最高院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第十一条赋予了法院院长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提出重新审查的权利,同时也应当赋予债务人对已经生效的支付令提起重新审查的权利。(4)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对督促程序实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制定相应制度设计,破除支付令的梗阻,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3月2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3月9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农民负担的内容
第三章 农民负担的收取和使用
第四章 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按照法律、法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决定或者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简称规章,下同)的规定承担费用和劳务的同时,享有下列权益:
(一)有权拒绝摊派、强制性集资、非法收费和罚款等其他负担;
(二)有权自行决定参加或不参加保险,但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有权自行决定购买或不购买有价证券,订阅或不订阅报刊杂志和书籍;
(四)有权自行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组织或公民提供的技术、劳务、信息等经济活动中各类有偿服务;
(五)有权向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非法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
第三条 福建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地)、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负责。
财政、物价及其他有关部门协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农民负担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有:
(一)宣传、贯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参与起草、制定、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规范性文件;
(三)监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四)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五)参与处理有关农民负担的纠纷;
(六)协助有关机关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件。
第五条 各级监察、审计部门应当协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农民负担情况的监察、审计,及时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投诉案件。

第二章 农民负担的内容
第六条 农民负担包括:
(一)法律、法规规定农民应当缴纳的税金;
(二)法律、法规规定农民应当向国家缴纳的资源费;
(三)法律、法规规定农民应当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费用。
第七条 农民承担的税金,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征。
对先征后减(免)的农业税,从确定减(免)之日起三个月内如数退还给农民,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八条 农民向国家缴纳的资源费,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计征标准缴纳。
第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提取的村提留,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向农民提取的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
第十条 农民承担的劳务包括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5至10个农村义务工,承担10至20个劳动积累工。对因病不能承担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不得强制以资代劳。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以当地劳动力价格计算代劳金。
本条例所称的农村劳动力是指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18至50周岁的农民。但经有关机关确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除外。
第十一条 农民承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费用,以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标准执行。
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标准的,按省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共同审核同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文件执行。

第三章 农民负担的收取和使用
第十二条 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提取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应当分别按照乡、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预算方案提取。
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时,应开具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款单据。
第十三条 向农民征收本条例第六条(二)、(四)项规定的费用,征收人应凭物价机关发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亮证收费,并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十四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以及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使用,按照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福建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执行。

前款规定农民负担的提取和使用,应当建帐立册,实行专项管理,收支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提取农民负担的费用和劳务时,应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手册》中填写提取的时间、金额(工日)和提取人。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手册》由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按照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统一格式印发给农民。

第四章 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的收费项目,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得设立或批准。
第十七条 收取农民负担款项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
第十八条 向农民收购农副产品,应当现金兑现,不得拖欠或打白条,不得代扣各种收费。
第十九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收支情况,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审计村提留的收取和使用,由乡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审计乡统筹费的收取和使用,由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履行本条规定的审计职责时,可以邀请审计部门参加,审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监察、审计、司法机关接到投诉或举报后,应当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查处有困难的,可以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查处,并报告上一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查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人和责任人;
(二)调查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关活动;
(三)查阅、复制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关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和其他有关资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规定的用途使用农民负担款物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200元到5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标准、超范围向农民收取款物(用工)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如数退还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款物,情节严重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3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物,情节严重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500元到2000元罚款。
(一)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集资、捐资的;
(二)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交纳各种保证金的;
(三)在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时,替有关单位或部门代扣款物的;
(四)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参加保险的;
(五)向农民征收超额税金或资源费的;
(六)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购买有价证券、订阅报刊杂志或书籍等的;
(七)向农民收取超出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内容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拖欠农民出售农副产品价款的,或者以打白条形式向农民收购农副产品的,债务人应如数偿还,并依法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本条例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农民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本条例施行前,本省有关规定与本条例规定不符的,以本条例为准。



199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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