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勘察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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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勘察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工程勘察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二00二年九月二日 计办价格[2002]1153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建设厅：
鉴于国家计委、建设部颁发的《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号）所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中的个别项目称谓、计量单位有所变化、调整，现予以修正（详见附件），请按照修正后的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修正表
附：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修正表
序号 表号 错误 正确
1 3.3-2 “探井”、“探槽”“平硐” “探井”、“探槽”“洞探”
2 3.3-5 “钻孔、取样”，“小型岩土工程<3个台班” “钻孔、取样，原位测试”，“小型岩土工程勘探<3个台班”
3 7.2-1 “电极距L（m）”,”高密度电法按电测深相应基价乘以 0.8的附加调整系数”，“井温、井径测量（计费单位）点” “电极距L（m）（AB/2）”,”高密度电法按地面电法相应装置基价乘以 0.8的附加调整系数”，“井温、井径测量（计费单位）m”
4 11.1-1 发电工程 火电工程
5 11.4-1 附加调整系数0.8 收费基价为初设阶段的0.8
6 11.4-2 收费基价为表11.2-3中300MW 收费基价为表11.3-1中300MW
7 11.5-1 附加调整系数4.0 收费基价为初设阶段的4.0
8 11.5-2 “收费基价为表11.4-1中110KV施设收费标准”，“收费基价为表11.4-1初设收费标准”，“隐蔽地区面积占线路长度>50%” “收费基价为表11.5-1中110KV施设费标准”，“收费基价为表11.5-1初设收费标准”，“隐蔽地区面积占线路长度>60%”
9 15.4-1 备注 内插值
起价 起价
3200
2733
1867
1467
1200
933
起价 起价
1140
990
900
830
起价 起价
1530
1130
1000
起价 起价
2470
2000
1800
起价 起价
1500
1370
1300
1170
注1、本表按照内插法计算收费 注1、本表按照内插法计算收费，计费额=收费基价+内插值×（实际工程量-基价对应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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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政府
市政〔2008〕17号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临桂县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现将《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缴费测算表
桂林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
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精神，结合桂林市临桂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因国家征收临桂新区范围内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依法征用后，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的制度。
第四条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坚持生存和发展相结合，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统账结合，多方筹集资金；保障基本生活待遇水平，政府能承受，被征地农民能接受；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制度设计符合被征地农民特点并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
第二章 培训就业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应坚持用地单位优先招用、劳动者自主择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原则。
新区所在地政府负责统筹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应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纳入就业再就业工作总体规划，实行目标考核管理。
用地单位有条件的，可优先安置被征地农民在本单位就业，也可以采取委托安置的方式，由用地单位、就业服务机构和被征地农民三方签订合同，安置被征地农民就业。
第六条 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为被征地农民提供求职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职业培训等服务。劳动年龄段内的被征地农民，每人可免费接受一次职业培训。职业培训由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第七条 新区所在地政府应加强被征地农民的村级劳动保障工作站的建设。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行政村，应建立村级劳动保障工作站，负责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台账和个人就业档案，及时提供就业登记、就业推荐、办理社会保险等服务。工作人员由村委干部兼任或另行聘任。
第八条 鼓励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被征地农民自主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享受民营企业优惠政策和城镇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税费减免。
第九条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困难人员列入再就业援助范围。对属于大龄、享受低保等情况的被征地农民中的就业困难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发给《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困难人员凭《再就业优惠证》享受相关再就业扶持政策。
第三章 养老保障
第十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为土地被依法征用后人均剩余耕地面积不足0.3亩的农民。具体对象的确定，由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个人申请，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初审，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并在被征地农民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示7天后，报新区所在地国土资源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应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待遇水平要与缴费标准挂钩，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总体上城市规划区内的应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市规划区外的应高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实行临桂新区统筹。
第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筹集。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筹资额度，可按养老保障金启领年龄60周岁、平均预期寿命75周岁、参保当期银行存款一年定期利率及当地确定的养老保障标准等基本要素，采取倒算的办法测算确定。
（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由个人、集体、政府共同出资筹集。三方出资比例，个人和集体部分占60%（个人和集体各占30%），政府部分占40%。
（三）参保人员个人承担部分主要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交；集体出资部分主要从土地补偿费及其他集体经济收入中抵缴；政府出资部分主要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
（四）个人和集体出资部分记入个人账户，政府出资部分记入统筹账户。
第十三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征缴方式。
（一）被征地时，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根据测算所需的养老保障资金总额，应一次性缴足养老保障费用。
（二）被征地时，已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年满16周岁）但尚未达到年满60周岁的人员，根据测算所需的养老保障资金总额，原则上应一次性缴清。无能力一次性缴纳的，经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经办机构协商并签订协议，可以分次缴纳，但首次缴费不得低于应缴总额的60%，其后每次缴费不得低于应缴总额的10%，并加收同期存款利息。
（三）被征地时，尚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员，按征地补偿规定先采取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待其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时，再依据其就业情况参加相应的养老保险。
第十四条 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人员年满60周岁后，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养老保障待遇的支付，根据参保人员参保缴费时确定的月养老保障待遇水平，按缴费时记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别计算确定各自应支付的数额，合并后通过银行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基金余额一次性支付给生前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
第十六条 对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后又进城务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凡符合条件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在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原参加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个人账户基金本息退给参保人，终止原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关系；对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后又进城务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依据本人意愿采取续缴的办法缴足，直至符合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为止，并在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将原参加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个人账户基金本息退给参保人，终止原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关系。（个人账户退保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一年期定期利率为标准，按复利计息。）
第十七条 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人员，其户籍迁出统筹地的，一律不转移养老保障关系，达到享受待遇条件后在原统筹地领取养老保障金；申请退保的，将个人账户基金本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终止其养老保障关系。
第十八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设立财政专户，分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借支、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九条 新区所在地政府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章 医疗保障
第二十条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当地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一）被征地农民其身份变为非从业城镇居民的，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被征地农民其身份仍属农村居民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被征地农民其身份仍属农村居民的进城务工人员随同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四）被征地农民其身份已属城镇居民从业人员的，有用人单位的，随同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五）对生活困难、无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被征地农民，要按政策纳入当地政府城乡医疗救助范围。
第二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医疗保障资金筹集。
（一）属于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助部分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属于市、县财政补助部分的，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中安排。
（三）属于个人缴费部分的，由个人自行缴纳。
（四）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其医疗保障资金按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执行。
第五章 最低生活保障
第二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参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第六章 职责分工
第二十三条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综合管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土地征用情况和参保人员情况的核准；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安排落实政府应承担的资金和社会保障专项基金的管理；民政部门主要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农业部门负责提供承包土地变化情况；卫生部门主要负责被征地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工作。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的申报、登记及保费征缴、待遇审核和支付、个人账户的建立和管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医疗经办机构负责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的经办工作。
征地报批前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由临桂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协商拟定，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再逐级上报。需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地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需报国务院批准征地的，由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审核意见。凡没有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或没有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有关程序的，一律不予批准征地。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的出生日期的确认以其本人身份证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政〔2008〕17号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临桂县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现将《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缴费测算表
桂林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桂林市临桂新区被征地农民
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精神，结合桂林市临桂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因国家征收临桂新区范围内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依法征用后，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的制度。
第四条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坚持生存和发展相结合，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统账结合，多方筹集资金；保障基本生活待遇水平，政府能承受，被征地农民能接受；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制度设计符合被征地农民特点并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
第二章 培训就业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应坚持用地单位优先招用、劳动者自主择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原则。
新区所在地政府负责统筹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应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纳入就业再就业工作总体规划，实行目标考核管理。
用地单位有条件的，可优先安置被征地农民在本单位就业，也可以采取委托安置的方式，由用地单位、就业服务机构和被征地农民三方签订合同，安置被征地农民就业。
第六条 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为被征地农民提供求职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职业培训等服务。劳动年龄段内的被征地农民，每人可免费接受一次职业培训。职业培训由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第七条 新区所在地政府应加强被征地农民的村级劳动保障工作站的建设。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行政村，应建立村级劳动保障工作站，负责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台账和个人就业档案，及时提供就业登记、就业推荐、办理社会保险等服务。工作人员由村委干部兼任或另行聘任。
第八条 鼓励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被征地农民自主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享受民营企业优惠政策和城镇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税费减免。
第九条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困难人员列入再就业援助范围。对属于大龄、享受低保等情况的被征地农民中的就业困难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发给《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困难人员凭《再就业优惠证》享受相关再就业扶持政策。
第三章 养老保障
第十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为土地被依法征用后人均剩余耕地面积不足0.3亩的农民。具体对象的确定，由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个人申请，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初审，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并在被征地农民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示7天后，报新区所在地国土资源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应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待遇水平要与缴费标准挂钩，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总体上城市规划区内的应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市规划区外的应高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实行临桂新区统筹。
第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筹集。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筹资额度，可按养老保障金启领年龄60周岁、平均预期寿命75周岁、参保当期银行存款一年定期利率及当地确定的养老保障标准等基本要素，采取倒算的办法测算确定。
（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由个人、集体、政府共同出资筹集。三方出资比例，个人和集体部分占60%（个人和集体各占30%），政府部分占40%。
（三）参保人员个人承担部分主要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交；集体出资部分主要从土地补偿费及其他集体经济收入中抵缴；政府出资部分主要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
（四）个人和集体出资部分记入个人账户，政府出资部分记入统筹账户。
第十三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征缴方式。
（一）被征地时，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根据测算所需的养老保障资金总额，应一次性缴足养老保障费用。
（二）被征地时，已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年满16周岁）但尚未达到年满60周岁的人员，根据测算所需的养老保障资金总额，原则上应一次性缴清。无能力一次性缴纳的，经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经办机构协商并签订协议，可以分次缴纳，但首次缴费不得低于应缴总额的60%，其后每次缴费不得低于应缴总额的10%，并加收同期存款利息。
（三）被征地时，尚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员，按征地补偿规定先采取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待其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时，再依据其就业情况参加相应的养老保险。
第十四条 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人员年满60周岁后，按月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养老保障待遇的支付，根据参保人员参保缴费时确定的月养老保障待遇水平，按缴费时记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别计算确定各自应支付的数额，合并后通过银行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基金余额一次性支付给生前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
第十六条 对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后又进城务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凡符合条件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在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原参加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个人账户基金本息退给参保人，终止原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关系；对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后又进城务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依据本人意愿采取续缴的办法缴足，直至符合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为止，并在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将原参加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个人账户基金本息退给参保人，终止原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关系。（个人账户退保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一年期定期利率为标准，按复利计息。）
第十七条 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人员，其户籍迁出统筹地的，一律不转移养老保障关系，达到享受待遇条件后在原统筹地领取养老保障金；申请退保的，将个人账户基金本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终止其养老保障关系。
第十八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设立财政专户，分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借支、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九条 新区所在地政府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章 医疗保障
第二十条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当地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一）被征地农民其身份变为非从业城镇居民的，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被征地农民其身份仍属农村居民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被征地农民其身份仍属农村居民的进城务工人员随同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四）被征地农民其身份已属城镇居民从业人员的，有用人单位的，随同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五）对生活困难、无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被征地农民，要按政策纳入当地政府城乡医疗救助范围。
第二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医疗保障资金筹集。
（一）属于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助部分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属于市、县财政补助部分的，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中安排。
（三）属于个人缴费部分的，由个人自行缴纳。
（四）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其医疗保障资金按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执行。
第五章 最低生活保障
第二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参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第六章 职责分工
第二十三条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综合管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土地征用情况和参保人员情况的核准；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安排落实政府应承担的资金和社会保障专项基金的管理；民政部门主要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农业部门负责提供承包土地变化情况；卫生部门主要负责被征地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工作。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的申报、登记及保费征缴、待遇审核和支付、个人账户的建立和管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新区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医疗经办机构负责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的经办工作。
征地报批前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由临桂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协商拟定，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再逐级上报。需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地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需报国务院批准征地的，由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审核意见。凡没有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或没有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有关程序的，一律不予批准征地。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的出生日期的确认以其本人身份证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