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田水利条例

上一篇: 安徽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下一篇: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新建住宅项目配电设施建设与维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取得时效的几点思考

徐浩冉


内容提要：取得时效是传统民法的一种重要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本文从取得时效的历史缘起引出其价值，论证了取得时效的存在价值，并通过对构成要件、客体、效力的论述廓清了取得时效制度的基本框架，阐述了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并指出我国应当建立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时效制度。
关键词：取得时效 构成要件 客体 效力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定期间即可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一项法律制度。”[1]取得时效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时代，并被各个时代的民法典吸收、发展，成为民法一项重要的制度，并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讨论，对我们理解这一制度以及《民法典》的制定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取得时效的缘起
取得时效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项极为古老的制度。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早在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古罗马便有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凡曾被不断地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占有的期间是极短促的——一年或二年视商品的性质而定。但是最早以成文法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却起源于《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第六表第三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2年，其他物为1年，但使用人必须为罗马市民，外国人不能适用。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加之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帝政时期以及优士丁尼时代，立法者和法学家及时总结取得时效制度建立以来的法律实践经验，使取得时效制度不断完善。”[2]但取得时效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所灭，古罗马辉煌的法律制度也为以氏族习惯为基础的日耳曼法所取代。由于中世纪落后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以及古日耳曼法中独特的“物权”体系和基督教在中世纪强大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取得时效制度的灭亡。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开展，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利益最大化”和及时、迅速、高效的交易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实现的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交易人为真权利人”，但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权利人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形，这样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促成了沉寂许久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觉醒，以《法国民法典》为始，取得时效制度在此后的《民法典》中不断得到发展。
通过取得时效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取得时效制度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同时取得时效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此外取得时效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些无疑都是我国建立取得制度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由于受苏联民事立法的影响，长期存在着认为取得时效制度是鼓励“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美德相违背，因此虽然有学者支持，但并未写进《民法通则》。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法制观念也不断得到更新，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已成为了共识，并有学者攥文专门来论述取得时效的价值，以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取得时效的价值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取得时效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真权利人丧失权利，进而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促进物尽其用；（2）取得时效制度尊重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因而能够维护交易安全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从而稳定社会秩序；（3）取得时效可以避免因时间久远而证据湮灭所造成的当事人取证和法院调查证据的困难。可以说取得时效体现了“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助睡眠人，不让权利人枕着权利睡觉的基本立场。”[3]综观取得时效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取得时效的价值，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可以说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取得时效制度既可能同时也是必要的。
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构成要件是判断是否构成取得时效的依据，也是权利人权利受保护的证明依据和法院裁判的依据。对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通常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占有，二是法定时间的经过。
占有是指对占有物所具有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占有状态包括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和公然占有这三个方面。对占有的主观要件即善意占有亦或恶意占有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德国、瑞士的动产取得时效和法国、日本的短期时效均以占有人之善意为要件，而德国、瑞士不动产取得时效，法国的普通时效本的长期时效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不以善意为要件。由此可以看出，对通常价值不大的动产通常不以善意为要件，而对价值较大的不动产则有主观要件的要求。笔者以为取得时效不应以善意占有为要件。首先就取得时效建立的本旨来看，“时效制度是法律反复较量私的所有与共同生活秩序的和平与稳定的结果。”[4]既然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法律就应尊重“非权利人”长期使用的事实，否则取得时效的建立就毫无意义。其次就占有的前三个条件来看，自主、和平、公然这些要件足以显示出占有人的正当性；此外，善意、恶意本身就是个难以区别的概念，以此为要件只会徒增法律适用的难度。因此，取得时效不以善意为要件为上。并且取得时效的完成通常要经过一定长的时间，这既是对真权利人的保护期也是对非权利人无偿取得的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至于期间的长短则因所取得客体性质不同而不同。
三、取得时效客体
取得时效的客体是取得时效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财产。研究取得时效客体就是研究哪些财产可依取得时效而取得的问题。对此应首先明确民法上物的概念和分类。对于物，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将物分为有体物（res corporales）和无体物（res incorporales）。有体物指客观存在能为人感官所感知之物，如土地、房屋、牲畜等等；无体物是指没有实体存在，而仅仅是由法律主观拟制为物的权利，如地益权、用益物权、继承权、各种债权等等。德国民法从根本上否认了罗马法系关于物的传统分类，区分了了物和财产这两个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的界限。德国民法鲜明地坚持物必有体的原则。德国民法中的物不包括权利和思想。“虽然广义的物，也就是财产的概念具有贴近一般民众的日常认识水平的优点，然而广义概念将权利等无体物纳入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或者说权利标的）的物的范畴之中，而权利本身有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这样一来，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出现了意义的重叠，权利本身有成了权利的标的，这势必造成逻辑的混乱和法理上的冲突，不但物上的支配关系难于区分，而且物权与债权等其他财产权利的界限也无法确定，进而影响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实务操作。”[5]因此对于物应采狭义概念，同时取财产作为其上位概念，即财产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无体物是相对于有体物而言的，是指没有物理意义的形体，但是具有财产意义的一切现实存在。”[6]主要指知识产品。
对于物（狭义的物）是否适用取得时效，因动产与不动产而不同。对于动产一般并无异议，但通常对此有所限制，例如法律禁止或限制占有之物不适用取得时效。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条件存在争议。此外，对于知识产品是否适用取得时效亦分歧较大，本文仅对争议较大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不动产取得时效的条件
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条件，存在着不同的规定：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均通过登记公示其物权变动。登记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鉴于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范围限定于未登记之不动产。而《日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却没有此限制，登记与未登记的不动产都可以适用取得时效，但对登记的不动产规定了较未登记之不动产更长的法定期间（《日本民法典》第162条）。笔者以为不动产取得时效客体应限于未登记之不动产。因为我们在论证一种制度合理性时首先应注意与已有制度的协调。对不动产以未登记为限正是考虑到与登记公信力协调问题。不动产登记便具有了对社会公众进行权利宣示的作用，此时财产的归属是明晰的，在此中情况下不存在“确定权利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正如史尚宽先生之所言“就他人合法登记之权利，如允许占有人因取得时效取得其权利或于其所有权取得限制物权，则徒增多登记与法律事实不一致，显与不动产之公示主义相反”[7]
（二）知识产品适用取得时效问题
知识产品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知识产品具有创造性、非物质性、公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等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知识产品由于其非物质性即不具有一定形态，不占有一定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表现为认识和利用。”[8]这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占有具有多元性，可同时为多个主体所“占有”。而我们综观取得时效的历史可以看出取得时效的占有强调的是现实的掌握和控制，这与知识产品的“占有”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正是这个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
知识产品作为精神产品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这种智力活动不同于机械的物质生产，需要更高的创造性，并且这种创造性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基础上所产生的，因此法律对由此产生的知识产品在赋予一定时期的垄断权利后即不再给以法律保护，使其成为社会的财富，即知识产品的社会性，这是法律衡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果。至于垄断期限的长短则因知识产品的创造性大小和与社会利益关系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如我国《专利法》第42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之日起计算。”而对于取得时效的另一构成要件法定期限的经过而言，法律根据财产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期限，但有一个共性便是期限都比较长，如“《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取得时效期间有30年、10年和20年之分。其中30年为一般的时效期间，10年和20为短期时效期间。”[9]通过介绍可以看出二者的期限相近或重合，这也决定了知识产品没有适用取得时效的必要。
此外，由于知识产品无形性特征，若主张知识产品可适用取得时效则会增加权利人维权的难度，加重权利人负担，这样会严重挫伤权利人创新的积极性。鉴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知识产品不应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四、取得时效的效力
取得时效的效力是指取得时效完成即具备法律构成要件后所产生的结果。总的来说，时效完成的法律效果为权利之变动，即原权利人丧失权利，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成为真权利人。但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性质却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罗马法将取得时效效力限定在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上，《德国民法典》延及以占有为要素的限制物权（《德国民法典》第900条、1033条），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将取得时效进一步扩张适用于所有权及以外的一般财产权领域（《台湾民法典》772条、《日本民法典》第163条）。英美法系取得时效的效力除了所有权外尚包括地益权和取益权。取得时效的效力范围虽然是有扩大趋势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在“法的移植”中应注意“法的本土化”。所有权作为取得时效效力结果各国法律均承认，对再此不再赘述，仅就其他“财产权”结合我国实际作以探讨。
用益物权指权利人对物享有的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用益物权受各个国家法律传统的制约显示出一些民族特性，我国建国后40年间，不仅在法理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建立起用益物权体系和种类，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我国用益物权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主要类型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水资源使用权，这些权利的规定零散不成系统，但概括而言是对土地的各种使用权。从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来看，用益物权可以是取得时效的效力内容，但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即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虽然有着诸多优点，但不可否认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即主体虚位。虽然有国土资源部以及各地方国土资源局行使着所有者权利，但并不能真正实现管理目的，并大多数的管理对象限于城镇土地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土地资源。这样若承认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则意味着法律“鼓励先占取得”，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了。至于有的学者所谓的“取得时效在用益物权中的巨大价值功能”（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物的更为有效的利用），[10]笔者以为不然。首先我国独特的国情——人多地少，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或者说极少可能出现土地闲置的状况；其次，我国土地分级管理和独特的户籍制度（土地和户籍相连）也决定了不适合采用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
至于知识产权是否可依取得时效取得，通过知识产品是否适用取得时效的论述可以看出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笔者以为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未来取得时效的效力应仅限于取得所有权，并作为物的取得方式规定在物权法中。
那么依取得时效取得的所有权性质如何，是完全的还是受限的。笔者以为是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所有权即完全的所有权。因为依时效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在民法中为物之原始取得，占有物上原有的一切负担均归于消灭，占有人取得之物为不负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当然，“物上负担消灭并不等于说该负担归于消灭，原所有人并不因此而丧失负担的义务，该义务转化为其他义务，原所有人应就转化后的义务承担责任。”[11]如甲以一台电视质押于乙，丙因时效取得该电视所有权，则该电视不再为质押物，但甲、乙之间质押关系并为因此而消灭，甲应以等价物来代替质押物电视。
五、结语
取得时效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各个国家的民法典中已有了充分的体现，同时民法理论的论证也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取得时效是必要而合理的。希冀本文对取得时效制度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陈华彬 《物权法原理》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 郝刚 《取得时效制度历史探源》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第12页
[3] 孙宪忠主编 《民法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285页
[4] 江平 《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 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 第408页
[5] 同[3] 第156页
[6] 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6页
[7] 史尚宽《取得时效之研究》《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五南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98页
[8] 吴汉东主编 《知识产权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6页
[9] 尹田 《法国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3-234页
[10] 喻文莉 《取得时效之客体研究》 《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 第76页
[11] 吴高臣 《论取得时效》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昆明）2004年第3期 第36页
Some Thoughts About Making Prescroption
hao ran Xu
Abstract : Making prescroption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It is a resul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oods. Civil law of continent system have established the making prescroption system now. From the history of making prescroption, this text proves the existence value of making prescroption, an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form important document , object , render a service , it describes the basic frame of making prescroption system,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our country's making prescroption system and last point out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set up a reasonable making prescroption system, according with our country'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Making prescroption Form the important document Object Render a service
选举权法律性质实证分析
孙俊强
内容提要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学界没有争议，但是关于选举权法律性质的学说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的实际状况。选举权具有双重性，其应然性合理解释了选举权的存在，而其实证性恰恰回应了选举权的实际运行。选举权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国家法律确认并保障其有效实现。
关键词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实证选举权 权利的限制于剥夺
选举权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所以强调耳熟能详的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选举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常被看做政治过程的核心，也被完全看做是实践中的民主，是人民控制其政府、选择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剔除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正确把握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或者说我们对待选举权的态度，这是进一步保障选举权能够实现的逻辑起点。宪法学界对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有过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应然的、纯理论的角度上进行讨论。选举权之所以特别于其他权利是因为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但是选举权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众多权利之一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宪政国家，只有经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选举权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权具有双重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权是公民当然的权利，不可限制于剥夺；而从实证分析的视角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权利之一。
一、选举权的法律性质综述
关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宪法学界存在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包括：早期权利说、公务说、二元论和政治权利说。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四）政治权利说
政治权利说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首先，选举权是国家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某种行为，它作为政治权利，具有现实基础。一般来说，选举权具有以下两种要素。一是外在要素。国家法律规定是选举权存在的合法根据，是选举权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的选举权被停止等都由法律统一规定。二是内在因素。宪法规定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尺度，它还不是现实的形态，没有公民的主观努力，宪法规定本身是不能实现的。选举权如此，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其次，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一般权利，而且政治权利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选举权作为政治权利，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第二，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第三，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第四，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
二、实证视角下的选举权
我们不否认前述有论证选举权法律性质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前述观点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的状况。早期权利说和政治权利说从应然的角度描述了选举权，而忽略了选举权的实然状态；公务说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而提出，但是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自由意志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不利于选举的顺利运行；二元说试图克服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的不足，但是仅仅从前者的外部特征入手，而且该学说无法解释选举中选民弃权和委托他人投票的法律性质。我们所主张或享有权利有三种形态，即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人们所主张的应然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为法定权利才具有实然权利的可能性，而法定权利要变成实然权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选举权作为人们重要的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对于选举权的应然性，古典自然法学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等理论论证了选举权的应然性。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赘言。
我们主要从选举权的发展历史、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夺和选举权的资格条件等实证角度探分析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一）选举权的历史发展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选举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通过流血革命而争取来的。选举权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诞生于在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下院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以及美国1787年颁布独立后的宪法也开始了自由选举。从有选举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选举权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
从限制到普选是选举权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所谓普选是指,凡是具有公民权者就有选举权，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取得不再另行规定资格限制，不以财产、学识、性别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限制性选举是指，公民要享有选举权除具有公民资格外，还须具备规定的财产条件、教育条件或性别条件等。财产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才有选举权，不具有规定财产的公民则无选举权，而财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等。历史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有过相关的规定。教育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受过一定教育才有选举权，例如，美国有些州的选举法曾规定公民取得选民资格须经过“文化测验”的条款。性别条件即以男性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女性则没有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妇女几乎不享有选举权。
经济向前推进与民权运动的影响导致限制性条件的逐步突破、降低和取消进而推进选举权在各个方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数量扩展，一些国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比例较小,直到20世纪才算得上普及，如英国；第二，阶级扩展，选举权从上层阶级向普通民众扩展；第三，性别扩展，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基本都享有选举权；第四，种族扩展，例如，美国早期各州的选举权实际上限于白色人种，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被排斥在外；第五，年龄扩展。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选举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平等选举权原则指的是每个选民所投选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所谓不平等是指每个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选举权的不平等也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着：其一，投票数不平等。例如，在英国选举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数投票制度，即该制度规定，那些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可以在其住地选区投票外，还可以在其产业所在地或其营业所选区再次投票；其二，投票效力不平等。英国复票制的存在使有产者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造成了选民之间的不平等。大体上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
当今世界选举权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妨碍普选权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得到解决，如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即使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参政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21世纪之初，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松动，包括沙特、科威特等都在尝试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不否认在当代选举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得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予以限制与剥夺。在现代宪政的国家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应当确认和保障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放弃的法律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我们既然承认权利是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的，就应当承认权利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的属性，即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行使权利从事社会活动，必然影响到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表现在权利与义务本身的相对性，而且反映在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相对性。从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不能不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必要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其具有被限制与剥夺的可能性。约翰·密尔亦从理论上论证了限制选举权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有选举权，但是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普选制必须受教育程度和财产条件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知识条件的限制；不纳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领取救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已经破产、又无偿付能力的人应当取消其选举权。总之，选举权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所以国家基于国家政治有效运行和国家管理富有效率的考虑，依据宪法性法律可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
首先，选举权的限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指为了维护选举制度的有序性，依法对特殊法律主体选举权的享有及行使予以约束或限定。从法理上讲,权利的法律限制表现在两个层次，内在的制约和外在的制约。内在制约是选举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内在法律界限。选民享有和行使选举权时,可能与其他人的选举权或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为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对选举权自身具备不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的规定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内在制约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选举权的外在的制约是指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对选举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其次，选举权的剥夺。我国宪法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剥夺政治权利的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原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实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句话说，全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部分公民因法律原因或者其自身精神状况而丧失了这部分权利。
（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人们因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组成民主国家生活在一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内行使和实现的。所以，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带有普遍的地域色彩，而选举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其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选举权是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因为享有被选举权而可能成为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的。这导致各国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选举权仅仅是公民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因而其资格条件比较宽松。所以被选举权的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里我们仅仅以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来说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从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政治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籍资格。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并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第二，年龄资格。世界多数国家享有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高于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多数国家规定参议院议员的被选举年龄资格下限为30岁到40岁。第三，职业资格。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限制，规定不能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主要是法官、文官、军人、警察、宗教人士等。第四，财产资格。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不过,一些国家后来逐渐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第五，居住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被选举权规定了居住资格条件。有的国家规定在本选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才享有被选举权。
虽然我们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致的规定，即除依法剥得政治权利者外，凡具有我国国籍的年满18周岁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基于政治实践的考量对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条件。我们之所以要规定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使权利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普遍性；二是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的特殊性。在我国，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权力因而具备必要的能力。这往往要求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严格于选举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会普遍高涨。而选举权（这里仅指狭义上的选举权）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利，其资格条件必然会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三、结束语
我们不否认应然条件下对选举权的美好描述。因为它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和国家存在的目的；同时，从理论上证成了选举权存在、发展和给予保障的合理性。但是应然条件下的选举权仅仅只能作为我们真正享有选举权的道德诉求而已。我们要实现我们本应享有的选举权，就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是人们经过革命斗争获取的；从选选制度的实际状况看，选举权并不是不可剥得和人人都享有的，为实现国家政治有序和富有效率，我们必然法律对选举权的享有规定些资格条件。总之，从实证的角度看，选举权是法律所确认并受到一定限制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实证的角度看待选举权并不否认选举权在应然意义上的重要性。我们只是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运行状况说明选举权是国家宪法法律确认的，并且选举权真正有效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此，选举权才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进而保证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政治理想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