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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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上保护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滑力加


本文所指轻微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轻微案件。
笔者最近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其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公安人员在办案中，不管是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还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往往是不到法定期限界满不出手。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轻微刑事案件，少则一个半月，多则三个月，甚至更长，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由于公安机关办案用时过长，再加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用时，到法院判决时，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这就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有时甚至是严重侵犯。如赵某某、冯某某盗窃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冯二人共同作案二起，盗窃自行车5辆。价值991元。二犯罪嫌疑人于2002年8月19日被某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逮捕。11月21日移送某区检察院。公安用时3个月另2天。
某区检察院根据案件管辖，于同年12月3日送市检察院，用时13天。市检察院于12月19日将案件交有管辖权的某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转办共用一个月。某院因公安机关没有将案中盗窃物品分别列出，无法计算所盗窃的每辆自行车的价值，于2003年1月13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第一次审查起诉用时26天。
2月13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将案卷再送检察机关，补查用时一个月。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时共有四人，而其中有两人的犯罪事实既同赵、冯二人不相关，又不属于本院管辖，又于3月7日再次退回公安机关，让其分案。检察机关二次审查用时24天。
公安机关将案卷分开后，于4月4日再次移送检察机关，用时27天。
检察机关于4月15日起诉到法院。第三次审查用时11天。
法院受案后，正赶上SARS流行时期。为防疫情，看守所不让提人。48天后，即6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二被告人犯盗窃罪，均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1000元。
刑期自2002年8月19日起至2002年11月18日止。
即使是10天后（6月13日）判决书生效日计算，被告人已被多羁押207天！
从此案卷宗上看，两个犯罪嫌疑人早在2002年8月18日，即公安机关刚一传唤时，已经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和赃物去向。按说这样的案件一经批捕，几天内就可以移送起诉了。但由于办案人员侦查用时过长、工作失误，检察机关退补时又久拖不结，显然是造成二被告人多被羁押207天的主要原因。
类似案例相当普遍。笔者在高检院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中，对某区法院二季度已判决的案件共38件60人进行了调查。在38件案件中，法院判处6个月以下刑罚的共有8件。其中只有两件两人没有造成被告人判决时多被羁押的情况，其余6件8人不同程度地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
办案机关过去常常以案件的复杂性、疑难性和身份证明取不上，来为自己的超期羁押行为辩解。可笔者调查的这6个案件没有一件是复杂疑难的。也没有一件是由于流窜作案，因身份证明取不上而耽误的。但为什么如此简简单单的案件，侦查机关就不能抓紧结案呢？
笔者也曾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就此事探讨过。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讲，这几年，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公安人员除了办案以外，还担负着城市治安巡逻、特殊警卫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还有就是办案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乏必要的奖励机制。案件的质与量与奖惩无关。往往有鞭打快牛的现象，即谁的案件办的越快，就分的案件越多。长此以往，有的人往往采取压案的方式来消极对抗，故意把案件拖到快到期时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个别办案人员利用案情较轻，明知犯罪嫌疑人到法院也判不了多长时间，从而以此刁难其亲属，想从中收受好处的情况。
公安机关中有些人业务素质低，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通过调查，检察机关办案用时普遍较快，但从中也发现有些不应该捕的人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如这6个案件中，就有两件案件属于可不捕、不诉的。但可能是由于怕受不捕、不诉率的影响，而批捕起诉了。
从根本上讲，这6例案件之所以造成判决时，被告人所羁押的时间高于应羁押的时间，是我们的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
从所调查的6个案例看，只有一件是退补侦查超期造成的，其余5件均是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造成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犯的。如上述案例，从整个诉讼程序上看，除法院因非典这一特殊情况，超期28天外，公安、检察机关都没有违法之处。可被告人却被多羁押了200多天！
笔者认为，要确保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现行法规下，检察机关一是要严把批捕、起诉质量关。
检察机关抓不捕率和不诉率确有必要，但不应当为了降低不捕、不诉率而牺牲逮捕和起诉的条件。应严格执行刑诉法关于逮捕的规定，不够条件的坚决不捕。要利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种法定强制措施，以保护轻微刑事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要加强监督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在批捕阶段就了解每件案件的基本情况，应配合公诉部门，共同监督侦查机关的案件办理情况；公诉部门要对移送法院的案件进行监督，督促其尽快开庭和判决；监所检察部门要深入了解在押人犯情况，发现有超期羁押的，要及时纠正。
三是建立健全办案奖惩机制。 在公检法内以开展“办好案，快办案”活动，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速度。对办案质量高，速度快的要表彰奖励，以鼓励其办案的积极性。而对那些故意拖延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最根本的还是从立法上制定保护轻微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至第一百七十九条，是对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规定。其中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可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为此笔者建议今后在修改刑诉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限制此类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从而从法律上保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2003年8月
（注：滑力加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浅谈变性手术的法律争议
内容提要：
“变性手术”这个曾经不为我们所知的词，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进步。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变性手术”也开始受到我们的关注。从医学角度来看实施变性手术是治疗性癖的方法之一。有人认为；选择自己的性别是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自己有权利来决定是否进行变性手术。并且具有性癖的人有权通过变性手术来治疗自己的性癖，这是每个公民自己的事。但有人认为，选择自己的性别决不单是个人的私事，人的性别不仅对其自己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而且对对整个社会有着广泛的意义。比如，作国变性手术后的人，究竟应该是一变性前的性别还是变性后的现实性别来进行户籍登记呢？还有亲属关系、以及出现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变性手术 社会定位 人体器官 逃避侦缉
一、手术后患者可能后悔而产生的问题。
当患者改变自己的性别，摆脱对自身性别的厌恶之后，面临的是新的心理煎熬，因为他们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从新去适应整个社会。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第一位变性人的自传小说《变性人》中的一段叙述是耐人回味的：“不是亲身经历过变性的人，决不会理解到一个男性女性兼备的，并且阴阳倒置的人身体上所受的煎熬。被这种什么都具备又什么都不明确的两性禁锢的人，身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是无止境的非难和屏弃，以至由此产生的绝望。”国外医学统计资料显示70%——80%以上的变性人手术后心理并未改变，出现精神分裂等不适应症，由此患者对手术的心理期望值与手术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可能引发当事人的后悔。当事人对变性手术后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认同艰难的适应过程中，当不能顺利担当新的社会角色时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后悔。当患者一旦后悔，对手术不满意，很可能将医院告上法庭。医疗机构则必须承担手术决策程序合法、操作无误等一系列的证明责任。这对医院来说难度是极大的。尤其再现在对这方面的标准法律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无论对医院还是对患者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变性手术后的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变更和重新定位。
性别是社会角色的基础之一，尤其在中国这个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文化中。因此，性别的改变必将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亲属关系的变动。以婚的变性，突然从为人妻变为为人夫，或有兄弟变姊妹，还涉及到原配能否接受。尤其对于已有子女的以婚患者。子女将与女性爸爸或男性妈妈交往，即使理想化地想象社会公众均以平静、宽容、理解的态度对待此事，在孩子的内心深处也难以平静。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的。未婚者进行变性手术也会涉及到父母、兄弟姐妹们的认同。否则在法律和伦理上将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夫妻可以用离婚的方式解决变性手术后的夫妻关系。但血缘关系却不可能以解除来解决。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

三、变性手术对摘除人体器官的争议。
人体器官的健康完整由国家的法律予以保护，当事人和医生都无权去无端处置。而变性手术摘除的恰恰是人体健康的器官。并且是在没有任何病变的时候被人为地摘除，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健康器官的残害。即使摘除患者的器官事先得到患者的同意，但是患者处于弱势，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医生的决策是主动的，积极的。因此患者的同意并不能排除医生残害器官错误决策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患者手术后将医院告上法庭，医院则处于有口难辩的状态。但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国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比较开明的法官还是表示赞同实施这种医生和患者双方都同意的治疗方案。似乎也渐渐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

四、变性手术可能成为犯罪人逃避侦缉的重要手段。
以性别为主要差别的容貌是人的稳定特征，也是侦查犯罪案件和缉捕作案人的主要依据之一。一般来说，侦查机关掌握了犯罪人确切的体貌特征后就可以按这个体貌特征来抓捕犯人。但是，目前的整容技术的发展将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小困难。这无疑给犯罪人增加了一种逃避打击的手段。并成为当今国际上犯罪分子反侦查的的一项重要手段之一。如当今的很多恐怖分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反恐组织的侦查。在客观上为社会的控制增加了难度。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的性格可以用DNA来确定，即是当事人实施了变性手术，但其DNA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性别是别人的隐私，非经特许他人不能查询。如果正常人实施犯罪后以变性手术作为隐匿身份和从新融入社会实施犯罪的手段。侦查工作的难度将是超长的。再者，我们到底是以当事人的DNA来确定性别呢还是以当事人变性以后的性别来确定呢？这将又是一个难题。
总之，变性手术一方面给予了个人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趋于多样化，人对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变性”的出现也不足以为怪。并且从目前来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如何让“变性”、法律、社会三者和谐地结合起来。既保证公民选择自己的性别的这一基本权利，又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双嬴。这将是一个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书目：
《变性人手记 》凡一平著
《中国“变性人”现象》方刚著
《变性人自述》/ (英)莫里斯(Morris,J.)著 ; 郁　飞译









舒钰琳

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