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市人民建议征集、奖励办法

上一篇: 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福建省关于加快自留山造林种果的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内蒙古自治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威政发 〔2009〕5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威海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劳动者年老后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不含在校学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坚持个人自愿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原则，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待遇水平与个人缴费相挂钩，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五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市统一制度，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区）统筹。
　　第六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负责政策的制订、监督检查和综合管理工作；各市区及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以下简称各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组织实施和统筹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及各市、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农保经办机构）负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基金账户管理、养老金待遇结算给付、政策咨询服务等业务经办工作。

第二章 基金筹集与管理

　　第八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由以下部分构成：
　　（一） 参保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二） 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养老保险补助；
　　（三） 各市、区政府养老保险补贴；
　　（四） 市及市级以上政府养老保险补贴；
　　（五） 其他收入。
　　第九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基数为所在市（区）上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养老保险费以货币的形式，采取按年缴费的方式缴纳。
　　（一）个人缴费部分。个人缴费标准为所在市（区）上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8%、10%，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
　　（二）集体补助部分。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员给予补助，补助金额进入个人账户。
　　（三）政府补贴部分。政府财政对参保缴费期间和领取养老金期间的人员分别按所在市（区）上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予以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和各市、区财政按2：8的比例负担。参保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的，所补缴年限不享受政府补贴；参保人员进入领取期后享受各级政府补贴。
　　第十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组成。其中个人账户资金由个人缴费、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及其利息形成；社会统筹基金由各级政府补贴等资金形成。
　　第十一条　各市、区农保经办机构按居民身份证为参保人员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政府补贴账户，记录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情况。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政府补贴账户利率，按照人民银行上年度最后一次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确定。各市、区农保经办机构每年对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和政府补贴账户储存额计息一次。
　　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因户口迁移等原因，不再具备参加所在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的，应及时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贴账户累计储存额全部转移。保险关系转出本市的，只转移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保险关系不能转移的，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第三章 养老金待遇

　　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享受养老金待遇：
　　（一）参保人员年满60周岁，且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经所在市（区）劳动保障部门审核，按月领取养老金。
　　（二）参保人员年满60周岁时，缴费不满15年的，可选择上上年度所在市（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8%或10%的标准，一次性补满15年的养老保险费，自补缴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
　　（三）年满60周岁以上居民，可选择上上年度所在市（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4%、6%、8%或10%的标准，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补缴的年限可一次性补缴15年，也可根据年龄而定，60周岁人员补缴15年，60周岁以上人员，年龄每超一岁，减少缴费一年，年满75周岁及以上人员缴费年限为一年。自补缴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
　　第十五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由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领取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乘以国家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0.008631526；基础养老金月领取标准为，所在市（区）上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2%除以12，参保人员缴费超过15年的年限，每超过一年，基础养老金增加0.2%，基础养老金由统筹基金支付。
　　第十六条　建立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基础养老金部分的计发基数，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所在市（区）上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为标准，每年1月1日起进行调整。同时，市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定期提出调整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缴费期间死亡的，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剩余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
　　第十八条　各市、区农保经办机构对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对领取待遇的人员每年进行领取资格认定；领取养老金人员死亡后，其直系亲属应在1个月内到所属镇（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事务所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章 制度衔接

　　第十九条　已按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领取养老金人员，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在已领取的养老金基础上，增加基础养老金部分。
　　第二十条　已参加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且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人员，应按本办法继续参保缴费，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金并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第二十一条　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可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后，养老金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合并计发。
　　第二十二条　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转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应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参保缴费，终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十三条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本市农村返乡人员，可将其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其户口所在地农保经办机构，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各市、区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转借、挪用和侵占。
　　第二十五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参保人员年老时的养老保障。参保人员确因家庭特殊困难等原因，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市（区）农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后，可提前支取。
　　第二十六条　各级农保经办机构应建立健全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统计等内部管理制度，定期将基金的收支、结余情况上报同级主管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
　　第二十七条　各级农保经办机构工作和人员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建立农保基金的征收奖励制度。
　　第二十八条　财政、审计部门负责定期审查、审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农保经办机构、基金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养老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劳动保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利用不正当手段多领、冒领养老保险金的，除追缴相关当事人的非法所得外，并追究经济、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