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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法若干问题分析

刘建昆


黄德林等著《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第十章

　　一 法、德、日以及台湾地区法学界对公物的界定

　　公物又称公产(domainepublic)，最早出现于法国行政法学。法国的法律一般将行政主体的财产区分为公产(也称为公物)和私产(也称为私物(domaineprive))，前者受行政法的支配和行政法院管辖，后者受私法的支配和普通法院管辖。1法国学者通常从比较的意义上把握公产的概念。19世纪时，法院认为只有供公共直接使用的财产，如交通大道、可通航的河流才是公产。20世纪初，奥里乌和狄骥提出除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外，供公务使用的财产也是公产。法国这种区分公产与私产的做法保障了公众自由、平等、安全、免费(或低费)利用公众用公物的权利，提高了公物的利用效率，对整个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的财产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公物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法学界也对公物的概念作了相关界定。

　　德国行政法学上，公物是指经由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特别规则，而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物。这些公物常常冠以公共设施之名，以达成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目的，可分为广义上的公物和狭义上的公物。广义上的公物指国家或自治团体直接或间接供行政目的使用的物，法律上称为公物或官产，包括财政财产、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狭义上的公物则指上述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不包括财政财产在内，这一点与法国的“公物”范围相当。同时还包括“广义公物以外的物”，如私人士地划为要塞、租用私人房屋为办公处所等也属于公物范畴。

　　日本在明治时代引入了德国的理论。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公物是指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他们将公物概念做了最广义、广义、狭义的理解。最广义的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直接或间接提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包括行政财产与财政财产。广义的公物则指以公共行政目的的实现为设定前提，直接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即仅限于行政财产。狭义的公物是指直接供公共使用的公共用物。广义的公物概念是学界通说。

　　台湾学界对公物含义的理解与日本相近，也分为最广义、广义、狭义三种。台湾普遍采纳的是，公物系指“行政机关遂行行政任务所提供的公物，包括直接供一般人民通常利用或特别利用之公共用财产”。

　　在我国大陆地区，公物仍然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实定法上的用语。但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却有许多有关公物的规定，如宪法、公路法、铁路法、土地管理法、煤炭法、电力法、邮政法、城市规划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等等。这些实定法为研究和分析我国的公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

　　尽管各国学者对公物的界定存有异议，但总的来说他们得出了可以成为公物的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目的都是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但并非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物都是公物，根据德国学者的意见，一项财产构成公物必须要具备两个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实体要件是共同利益功能和适用公法规则；程序要件是行政主体通过附加的形式上的意思表示和该财产被投入使用。4单有实体要件而没有程序要件，是不能充分解释公物的法律地位的。因此，对于那些属于私人所有的公园或者博物馆，尽管私人也可以将其提供给公众使用，但如果行政主体没有通过行政行为或者合同的方式在这种财产上设立供公共使用的使命，那么这种财产也不能称为公物。此种情形下，私人财产所有者如何管理其财产以及是否淮许公众利用其财产，并不受公物法的调整。因此，综合各国学者观点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公物的理解，笔者认为对公物应如此定义：所谓公物，是指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并处于行政主体支配下的财物。

　　二 公物的具体范围

　　人们对公物的理解仍停留在直观的印象上，如道路、河流、绿化场地、体育设施、学校、医院、花园等。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去未能纳入公物范围的私物、曾经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有体物以及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无体物，都可能逐步纳入到公物法调整的范围。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公物的具体范围：

　　一是作为传统公物的有体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法国与日本的传统行政法上，“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6。因此，传统公物的范围一直只是限于有体物，如上面所提到的街道、道路、广场、河流、绿化设施、体育设施、学校、医院、铁路、有轨电车、电信设施、邮政设施、广播设施、行政大楼、港口、公园、堤坝、剧院、寺庙、图书馆、博物馆等，而不包括无体物，如无线电波、空气等。

　　二是随着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需要纳入公物范畴的新型公物，如行政信息、无线电波、因特网上资源、环境等。是否将无体物作为公物，取决于归类的意义，如果无体物具有公物的本质特征，那么就应将其归入公物的范畴。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认为公物只能是有体物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如德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上就普遍放弃了《德国民法典》第90条所要求的实体特征，把领空、开放型海洋(在海岸线范围内)以及电流等认定为公物。同时，德国的其他一些法律规定也显示出，即使是非实体性的物也应纳入到公物的范围中，如根据《德国长途公路法》第1条第4款的规定，公路上方的空间也属于交通道路的组成部分，因而被置于公共用途之下。

　　三是因扩张传统的财产概念而相应予以扩张的公物，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经营许可证、公共职位、国家科研项目等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将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视同财产，以获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是德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以德国为例，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张的。如果按照历史发展阶段来对德国基本法所保陈的财产权加以分类，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传统的防御性权利，主要是防止国家对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的侵犯；第二代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劳工福利以及集体谈判权；第三代则是当代出现的分享权，即公正分享自然资源、国民产值，并在健康的环境下和平生存的权利。因而德国基本法保障财产权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负向防御性权利转移到正向的福利和分享权利——例如廉价住房和免费教育权”。

　　三 公物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公物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行政用公物与公众用公物；根据公物是否系人为所造，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自然公物和人工公物；根据所有权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国有公物、集体公物和私有公物；根据公物的管理主体与所有权是否归属一致，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自有公物和他有公物；根据财产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动产公物和不动产公物。

　　根据我们日常的思维，参考台湾大学廖又生教授在其《从公物的观点论图书馆馆藏设备之维护》一文中以内部利用(公务利用)和外部利用(公众用物)两大方面来论述图书馆公物利用关系的方法，9笔者主张对公物进行如下分类，即以行政主体为参照物，将公物分为内部利用的公物和外部利用的公物。

　　第一，内部利用的公物(也即行政使用的公物)：

　　内部利用的公物仅限行政人员为执行职务而使用，原则上无涉外关系存在，但有时也有供公众使用的例外，方式有私法使用和公法使用。

　　私法使用：在不妨碍公务的范围内，与私人订立契约，允许其使用公物。如将政府办公楼的一部分出租给外人使用。此情形发生类似租赁或承揽关系，将来如有争执，应立于私法地位适用民事法律解决。

　　公法使用：公众使用公物是机构执行职务的辅助手段。如民众到图书馆办理借书证、阅览证等，应归于公法关系。

　　第二，外部利用的公物(也即民众使用的公物)：

　　外部利用的公物的利用关系根据是否需要经过特别许可分为两种情形：一般使用和特殊使用。
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朱　江

　　　　民事审判方式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以及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法院的审判权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实现的。法官不仅是一定审判方式中的具体程序的管理者和案件的裁判者，而且他们的审判行为还直接制约着审判方式所追求的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因而一定的审判方式要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关键在于法官是否具备该审判方式所要求的内在素质和能力。本文拟从我国现行审判方式的特征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出新的审判方式对提高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理论的视角。
一、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其特点
　　我国旧的民事审判方式是指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建立的审判方式；新的审判方式则是由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对该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和1998年6月最高法院在总结近十年来改革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改规定)所确立的审判方式。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有如下特点：
　　(一)从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的审判方式走向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学理上，根据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及诉讼程序的运用方式，将民事审判方式分为当事人主义、职权进行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三种类型。当事人主义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由当事人负责，法院不得干预；在庭审方式中，法官不主动介入当事人的辩论，在连续集中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有对等的机会进行充分的陈述，对证人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庭审程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色彩。当事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英美法系国家及法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职权进行主义是德国、日本等国的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原则。它与当事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关系上，强调当事人的诉权决定法院审判权限；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的辩论权。只是在诉讼程序运作上与当事人主义不同，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赋予法院对诉讼要件具有调查权，如对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非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具有调查权；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对当事人争点不清的可以向其发问，引导其举证和质证，即行使释明权；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介入当事人的辩论。职权探知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均由法院为之；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法院拥有调查取证权及在庭审中为了查明事实而赋予法官对当事人的纠问权。
　　我国旧的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1?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上的处分权作出了许多不当的限制，而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作出裁判，可以主动通知追加原告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二审法院的审判权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和解、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承诺都实行准许制度，经批准方为有效。2?赋予法院实际全面地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剥夺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的权利，同时也弱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3?当事人对事实的辩论权被严格地限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采用询问当事人、证人、宣读勘验笔录作为庭审调查的主要方式；没有规定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官的权力不受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法官以纠问代替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可以在庭外认证。
　　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吸收了德国尤其是日本式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国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接近职权进行主义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
　　1?增加和扩大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当事人有权决定争议焦点；法院只就当事人的焦点进行审理；(2)改变二审法院对案件全面审查的作法，强调二审法院的审查权应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3)取消对当事人撤诉、增加或更诉讼请求的准许制度，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法院均不作限制；(4)强调调解自愿原则；对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
　　2?增加当事人的举证及证明责任；弱化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新的审判方式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负举证及证明责任；只有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和证据线索，或者当双方当事人提出影响查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不能认定其效力等情况，法院才依职权收集证据，但经法院调查仍收集不到证据的，当事人仍负举证不能的风险责任。
　　3?增加当事人的辩论权，建立以当事人对抗性为主，法院依职权主持、指挥为辅的庭审方式。为此，在程序安排上，突出了双方当事人均等对抗机会；当事人对任何诉讼材料(包括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均有权进行质证；质证、认证在当庭进行；法官依职权对庭审活动进行指挥和指导；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可根据庭审情况行使释明权。
　　由于新的审判方式仍保留法院一部分收集证据的权力以及对当事人的诉权仍有缺漏如对法官的询问权、异议权缺乏应有的规则，故仍未达到德日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的程度。这是一种准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二)强化审判员和合议庭的权力和职责
　　旧的审判方式中，审判员、合议庭往往只审不判，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适用法律作出裁判，都层层汇报；由庭长、主管院长或审委会决定裁判的结果；造成审与判的分离，合议庭的权力与职责不明；新的审判方式强化审判员、合议庭的裁判权，同时又强调其职责，即使向主管院长汇报或经院长提交审委会决定的案件，合议庭仍对认定事实负责。
　　(三)由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到追求案件的法律事实
　　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当作其唯一的价值目标。因此，不管当事人能否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甚至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只要法院认为有必要，均要查清。至于法官如何获取证据，采用何种方式查清事实，并无严格的要求；新的审判方式追求的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即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并加以证明、经过审判程序过滤的事实。它比旧的审判方式追求的客观事实真相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是一种程序化、法律化了的事实。
　　(四)由追求结果公正的单一的价值目标转向追求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目标
　　由追求客观真实的初始价值目标所决定，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结果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诉讼唯一价值目标。为了达到对案件客观事实的绝对认知，可以牺牲效率；为了追求结果公正，可以牺牲程序公正。而新的审判方式，将程序公正视为实体公正的基础，为此要求审判的公开性和程序合法。强调质证和法官当庭认证等，禁止庭外认证和对案件审理的暗箱操作。同时，要求法院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或经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仍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时，应及时作出裁判。这就将诉讼效率作为审判追求的诉讼目标。概言之，新的审判方式把程序公正、结果公正和效率作为其追求和价值目标，并且强调三种价值目标的内在统一性。
　　(五)法官角色的转换：从既是裁判官又是侦查员双重角色转为中立的裁判官
　　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被赋予了双重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由于法官同时担任二重角色，因此在诉讼中难以做到中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被弱化了，只有在当事人申请或在特殊情况下才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且法院收集不到证据时，当事人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只能在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行使诉讼指挥权；即使在行使释明权时也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担当的是中立的裁判官的角色。
二、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审判方式是与诉讼价值目标相关联的，审判方式表征着诉讼价值的要求。作为程序的管理者和诉讼的裁判官的法官，既要从事实(实然)的角度适应审判方式的内在要求，以掌握、驾驶和运作新的审判方式，又要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实现诉讼价值。这就从应然的角度对法官提出了内在的要求。在以下分析中，我们把实然与应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关于公正品格的要求
　　公正品格是法官这一社会角色应有的基本伦理价值要求，同时也是其追求的最高伦理价值目标。对于法官来说，公正品格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正的角色意识，二是公正的审判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的公正品格都是必须的。可以说，法官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法官公正地执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旧的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比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的要求更高，其理由是在职权探知主义方式下，法官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法官在诉讼中处于中心地位，案件事实能否查清，实现实体公正取决于法官能否公正地进行职权调查活动并公正地适用法律。只有法官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时，这种审判方式才能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1。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在应然的层次上立论的，缺乏实然层次对它的支持。从应然的层次上看，法官的公正品格是社会对他的伦理价值要求，而在实然的层次上看，则是指一种具体的审判方式为实现法官的公正品格而设计出的一套具体可行的程序和准则。由此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也要求法官具有高级的公正品格，但这种品格的实现却受到这种审判方式的限制。这是因为，首先在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中，法官集调查取证和裁判两种权力于一身，在实践中极易导致角色错位。法官行使调查权时，由认知心理的规律决定，必然会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预断，而预断一旦形成，就会带入庭审活动，必然会损伤公正裁判职能的运作，使裁判结果带上事实调查者角色的印记。其次，法官为了调查事实真相，追求结果公正，可以不顾程序对角色权能的制约，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收集证据，因而行为的公正性也会减弱。
　　从公正品格的实现上看，由于旧的审判方式没有对法官在诉讼中地位及作用正确定位，更没有设计出严格、完整和程序制作为实现结果公正的手段和方法，因而公正品格的价值追求末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主体力量去加以实现。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提出了如下新的要求：
　　第一，法官要有一种公正的角色意识。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定位为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者的地位，案件事实的查清主要通过当事人的辩论，即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来实现。对此，法官必须始终保持中立者的身份，公平地尽量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均等的辩论机会，保证他们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当一方当事人依法申请法院进行职权调查或法院认为有必要依职权调查时，也应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地位，公正地进行调查，特别是公正地让双方当事人质证，认真听取他们的辩论意见，作出公正的判断。
　　第二，法官应严格遵循程序正义的要求，正当地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公正品格除了实体公正的最终价值追求外，在现实的意义上更应体现在程序公正的遵守上。因为程序公正既反映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又是法院权威赖以树立的关键。长期以来，在诉讼活动员中，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不少法官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以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程序公正对审判活动意义均缺乏正确的认识。新的审判方面突出了程序公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有将审判的正当性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之上的认识和行动，消除审判权行使过程中的任意性和滥用审判权的现象，树立法官依法审判的公正形象。
　　(二)对法律认知能力的要求
　　法官的法律认知过程是遵循法定的程序，在当事人陈述和辩论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法律知识，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过程。从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法官的法律认知应体现如下特点：
　　1?法律性。作为法官认知对象的案件事实并非是纯客观的事实本身，因为诉讼中再认的是时过境迁的冲突事实，要让这些事实重新呈现在法庭上，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证明活动，由此才有可能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首先，法官对事实的认知活动就是围绕证据而展开的，而证据的种类和形式、证据和收集、提供、审查和判断都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其次，法官对纠纷的最终裁判也是由法律调整的，法官必须严格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决。
　　2?程序性。由于法官的认知能力受到法律的调整，而要达到法律性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认识活动。也就是说，举证责任的履行、质证、辩论的进行和审查、认证、作出裁判等一系列对案件的认识的手段和途径，违背程序，就有可能导致法官认识上的偏失和公正权威性的毁损。
　　3?诉权制约性。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诉权，由诉权产生认识上的权利，如陈述和辩论的权利。法官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当事人的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和作出评判的。因此，法官的认识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
　　4?能动性。法官在法律、程序和诉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法律的适用、程序的推进、诉权的行使都是在法官的能动主持和指挥下实现的，认识也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首先，法律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范，而案件则是具体、复杂的事实存在，如果法官不能能动地随着审判程序的进行而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适用法律，也就不能达到个案的公正和效率。其次，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存在漏洞，需要能动地理解和运用，这里法官对法律能动地理解和适用就成为法官认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第三，法官既要遵守严格程序，但法官对程序的运用也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诉讼是具体的，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法官能动地运用和调整程序来合理地迅速地处理，使程序更有效地为诉讼的目的服务。第四，当事人的诉权受制于多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法官认知如果仅消极地适应诉权，或者消极无为，或者被当事人的陈述牵着走，造成认识的盲目性。可见，法官认知能力的主动性贯穿在法律性、程序性和诉权制约性之中，是法官认知能力系统的重要要素之一。
　　由于旧的审判方式过分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职权，法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法官的认知过程缺乏与当事人认知能力相互反馈的机制，法官的认知能力在法律性、程序性及诉讼制约性和主动性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失，与其所追求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并非完全相融，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背离的。由此可能产生的是法官认知水平的低下和公正品格的毁损。那么新的审判方式对法院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首先，从法律性上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由于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辩论质证，这就强化了法官认知能力中的法律性要求。举证、质证、认证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官也就必须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并适用法律，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必须予以准确、充分的法律根据或理论加以说明，才能使裁判在法律公正的角度上令当事人信服。
　　其次，从程序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公开审判和庭审的功能，对庭审程序的设计更完整、更具体、更复杂、更严格，这就对法官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程序性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主要在庭审中进行，任何诉讼材料，都必须经过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程序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官要在庭审中完成他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必须具有较高的通过程序操作来达到认知的真理性的能力。
　　再次，从诉权和制约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突出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弱化了法院的职权，这就在一定的程序上理顺了当事人和法院的权力配置关系，从而也就要求法官对案件的认知过程必须始终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为原则，必须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出的认识——陈述、辩论为依据，杜绝法官认识的武断专横。然而，新的审判方式是一种准对抗性的庭审方式，当事人又拥有较大的诉权，在诉讼中，法官处于中立的地位，当事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只提出以对己有利，对相对方不利的证据，不提出甚至有意压制对己不利的证据，甚至在某些场合下歪曲、曲解、捏造某些证据。这时，在法官面前出现两个以上甚至多个事实。法官要在这些真真假假的诉讼材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比旧的审判方式中的认识难度大多了。
　　最后，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能力的能动性主要落实到主持和指挥诉讼及释明权的运用以及对证据认定和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上，这就对我国法官提高认知能力水平提出了既是传统的又是崭新的课题。过去审判方式下，法官的主动性可谓极度膨胀，采用纠问及调查取证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认知的能动性；而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主动性的发挥正确定位在裁判者的位置上。这就要求法官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其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审判的高效率和实体公正。
　　(三)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官具有更高的诉讼指挥能力
　　所谓诉讼指挥权，是法院为了保证程序的进行而依照职权而操作的权能，是法院职权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除了通过开庭审理外，还可以通过庭外调查，向领导汇报来实现。
　　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庭审程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其要求，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庭上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辩论、法院的认证都必须在庭上进行，为了保证程序顺利有效地进行，法官必须根据庭审的具体情况合理、正确地行使指挥权。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以下新的要求：
　　1?在庭审中应具有指挥当事人进行合理有效辩论的能力。这里说的辩论是广义的，既包括当事人之间对事实的辩论，也包括对纠纷的过错是非责任进行辩论。在庭审中，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把责任推给对方，或者陈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或者虚构某些事实或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辩论的是事实问题，法官应具备根据证据的相关性、有效性、真实性等规则指挥当事人围绕争议的焦点进行质证和辩论的能力。如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发言与本案无关或者重复未被法庭认定的事实，法官应当行使指挥权予以制止，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诉讼。
　　2?其次，法官应具有恰当地行使阐明权的能力。阐明权是新的审判方式增加的一项审判权，是法官在主持庭审中发挥诉讼指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意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争议焦点不明确时，法官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可以对当事人就有关事实及法律上的事项进行发问并促其证明。但在庭审程序中如何正确行使阐明权，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什么时候向当事人发问，如何问，问什么，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公正意识。阐明权用得好，可以及时明确当事人的争点，推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实现诉讼的效率和公正；如果阐明权被滥用或不当行使，则会严重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导致审判天平的倾斜。
　　以上我们从实然与应然角度考察了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提出的三个要求，法官的素质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需要具备独立的意识，节制、谨慎、坚韧的品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概言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素质构成是多方面的。其中，公正品格和高素质的法律认知水平是法官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实现诉讼公正和审判高效率的关键。
　　新的审判方式对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比旧的审判方式具有优越性。然而，有了一项好的制度不等于就能创造出一种好的结果，好的程序还须好的法官去运作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提高法官素质，对于贯彻和推进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