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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

摘　要:
长期以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允许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矛盾，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和弊端，合理借鉴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探讨了阻却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确立的现行法律观点，并提出了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


Research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Mental Damage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whether does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allow the victim to the accused person to propose the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request question, in a legal science theory existence greater dispute, in the present legal framework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has stipulat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but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so deni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has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tradiction, is suitable appears not equally, is disadvantageous obtains the fair treatment to the litigant in the lawsuit activity, harmed the judicature to be fair, also had disobeys the legisla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thought must establish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s system. Embarked from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conflict and the malpractice which in the legislation stipulat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xisted, reasonably profited from the English America method and the continental method two big legal systems related laws, further has discussed the anti- actually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establishment present point of law, and proposed established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the legal basis.


Key Words: Criminal prosecution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ual harm Compensation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特有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但现阶段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仍然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大量的司法实践中也证实了确立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仅限于民事方面。而在刑事诉讼，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瑕疵、乃至缺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问题提出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1、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均限定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三十六条用的是“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上，尽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没有超出“物质损失”这一范围。这显然是我国立法环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一个表现。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也就无法可依。从现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最高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其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批复均将赔偿限制在物质损失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2、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仍不够明确。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了一定标准。

3、宪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公民的精神利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从理论上讲，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到损害，无论是物质上的损害，还是精神上的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无疑也要给予赔偿，这应是宪法作上述规定的应有之义。
由上可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院判决不赔偿精神损失是合法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极其不合理。例如2001年5月，我国首例由强奸犯罪而引起的贞操权损害赔偿案，被害人获得8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二审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的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①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讨论，基本上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此外,还有“太原警察活活打死北京警察案”,“马加爵杀人案”等也都没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另外，从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重大毁容伤害案件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实施残忍的物理和化学手段，意图阻断被害人同外界的社会人际交往，剥夺了被害人的人体形态美，造成被害人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郁之中，正常的生理反映和心理活动均被深度抑制，甚至会不间断地出现厌世和轻生情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既然已经确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相比之下，故意杀人、强奸、抢劫、重伤、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造成了较民事侵权行为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得到赔偿。
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失赔偿的做法弊多利少，是不可取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不符合公平原则。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


①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005481 北京青年报： 陈阳阳 全国首例贞操权案被驳回
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②这样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任基础，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按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也就是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越少。例如，毁人容貌的侵权行为在未构成犯罪时，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既可获得经济损失赔偿，又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毁人容貌行为达到犯罪时，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极为不公平。有些犯
《物权法》预告登记制度给我国拍卖业带来的警示

文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于闯


《物权法》发生效力之后将会给我国拍卖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值得业内人士认真思考。笔者经过学习和研究后发现，《物权法》中与拍卖直接相关的法律条文并不多，而且其中多数条文是将拍卖作为担保物权实现的一种方式，但经过仔细研读，笔者认为，虽然有些条文并没有关于拍卖的直接规定，但是法条背后的深层含义却隐藏着些许影响拍卖业务操作的信息。
先来看一个拍卖案例：甲与乙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甲支付了房屋的全部价款。但在双方到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之前，由于房地产涨价乙又委托某拍卖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将房屋拍卖给了丙，并且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相关登记，完成了产权过户手续。此时甲是否有权利要求丙返还房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房二卖”、“一女二嫁”案例。甲与乙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关系，而乙与丙之间形成的是物权关系，根据《拍卖法》第41条的规定：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乙享有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的所有权，因此，他是适格的委托人，而且物权又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因此，丙依法能够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甲无权要求丙返还房屋。这对守约的合同当事人一方而言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这种违约但可以获利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
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杜绝此类不公平事件的发生，新出台的《物权法》专门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物权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此处指购房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回到前面的那个案例。如果甲与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双方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预告登记，并且符合法律对时效的要求，该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就可能无效。甲可根据《物权法》中的预告登记制度要求返还房屋。
《物权法》第20条之规定，要求各拍卖企业从业人员在《物权法》生效后，必须提高警惕，在接受委托人的拍卖委托时，不能仅凭委托人单方对拍品信息的披露，必须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认真核实委托人的所有权是否申请了预告登记以及相关限制所有权的登记，以确保委托人对拍卖标的享有不受到任何限制的所有权，保证拍卖这种特殊的商品交易方式顺利进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