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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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许可执行之诉
黄奕新

强制执行依生效判决进行,但判决是否有执行力，对谁有执行力，于何种范围内有执行力，颇有争议。大陆法系素有许可执行之诉。我国缺乏这一制度，实务采取执行裁定的方法，存在严重的“非讼化”弊端。本文试图对构建我国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些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许可执行之诉的客观必要性
(一)执行力争议的客观存在
由于判决本身并非都能具体地明确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更由于当事人的人格和财产状态处于变化之中，确定生效的给付判决，即使是公正无误，并非都具有执行力，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执行力，更并非“为”或“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执行力。例如，判令债务人交付房屋，但哪一幢房屋不能明确；或者虽已明确，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或者已被第三人占有甚至取得所有等，这时判决能否执行，可能有所争执。又如，判令债务人在一定条件成就时为给付，债务人对条件是否已成就可能提出异议。再如，判决后，当事人可能已经死亡或被宣告失踪，或者作为当事人的法人可能已经分立、合并、被撤销、清算，或者被告可能为逃避执行，将诉讼标的物恶意交由他人占有。这时，诉讼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者需要有他人承受更符合判决的本意。这些均涉及复杂的实体权义关系，可能产生各种不可调和的争议。实务上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案件应否立案；二是执行当事人应否变更或追加。
(二)我国解决此类争议的现状
关于立案审查。我国民诉法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也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18条作了规定，但过于粗浅，未能涵盖执行力的所有情形，对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等这类实体争议性更大的情形均未作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未创设完善的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形较少，弊端不是太突出，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有的案件一审调解结案，进入拍卖程序，被执行人提出调解书送达不合法，于是撤销执行，恢复原案审理。二审法院认为原案送达虽有瑕疵但应认已送达成功，又恢复原案执行。但此时被执行人财产已经隐匿、转移。又如，拆迁安置一案，开发商被判令安置一定面积的房屋，但未对房屋进行特定化。进入执行后，执行法院要么硬让被拆迁人承受其指定的房屋，要么就以双方无法达成具体协议而长期“挂案”。至于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一旦提出异议，如何处理，也亟待规范。
关于变更或追加当事人。民诉法仅在第213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民诉法意见对此仅作肤浅解释。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76～83条专门规定“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罗列了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分立、企业开办单位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财产。但这些规定看似具体，却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齐整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规定任何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严重问题：一是该追加的被执行人不敢追加，不该追加的乱追加。二是追加申请难。申请执行人即使提出追加申请，执行人员可以拒不接收、不予理睬或久拖不决，甚至隐瞒不报。三是追加审查难。变更或追加当事人，往往涉及大量复杂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执行程序并非审判程序，不能通过双方的诉辩和相互举证来查明事实，申请人往往只能提供一些线索，而被指追加人不主动配合，执行法院难以判断，致使实际应当对债务负责的人得以免受执行。四是追加审查非理性。有的是走形式，申请归申请，没有认真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和进行调查取证就裁定驳回。而有的则相反，理由不能成立的申请，被轻易采纳而随意追加。裁定仍由原执行人员作出，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制约机制。五是被追加人没有反驳的机会。申请的受理与审查，均暗箱操作，被追加人往往毫不知情就收到追加裁定。六是裁定申诉难。一纸裁定后，申请人或被追加人都不能上诉或复议，只能通过不可预期的申诉，在个别领导“过问”后，才有可能启动所谓的“复查”程序。而这种程序可以无休止，执行裁定可以不断被推翻和颠覆，毫无确定力和稳定性可言。
(三)“非讼化”弊端的检讨
我国当前解决执行力争议的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审执关系理不清。有些本该通过诉讼解决的重大实体争议，执行法院直接以裁定解决，实际上代替行使了审判职能，剥夺了当事人本应享有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执行法院行使裁定权的，也没有遵循审执分立的原则，仍由执行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处理执行争议，未能分权制约，形式主义严重。另一方面，对那些实体性较小的争议，本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法院以裁定附带解决，但也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个别法院不敢或不愿裁定，无法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行政化、超职权主义。执行法院不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启动，而当事人申请了却未必被受理，这就导致要想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必须拿到领导的批示，这种批示极其类似行政管理模式下的长官命令。三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无限期。启动程序的截止时间没有限定，导致有些执行行为都已经终结多年了，还可异议和撤销。四是争议解决途径的非终局性。执行裁定虽然没有法定的上诉或复议程序，却允许重复不断地复查，法院重复受理，执行裁定经常被反复颠覆，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使执行秩序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五是争议解决程序不完善。申请书或异议书的提交、立案手续、举证责任、言词辩论、审理方式、是否合议、是否允许上诉等，均未予以规范，程序不透明，当事人的听审权没有受到保障。六是争议解决程序无法定审限，久拖不决。再加上未能严格遵循执行不停止原则，动辄就以争议为名，法外暂缓执行，导致久拖不执。上述种种弊端，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是争议解决方法的“非讼化”。随着法院内部管理的规范化，这些状况虽然在某些法院和某些个案中有所改观，但如未能从制度上创设某种救济途径，将难以根本解决。
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
(一)德日的发给执行条款(签证)之诉
多元制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文制度。许可执行之诉与执行机关体制密切相关。德国区分执行标的、方法或内容的不同，将强制执行权分别交由执行员、执行法院、诉讼法院以及土地登记所行使，而且执行法院只能是最基层的初级法院。从事执行的人员基于其所受到的训练，难以胜任对判决内容的法律上的审查判断。故德国在实施执行前，采取先由原第一审诉讼法院发给执行条款的制度。如果需要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即所谓“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为执行)，或者判决上的给付内容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的，尚须由债权人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的证明，始得发给执行条款。日本仿照德国的制度，只是在执行机关上采取执行法院与执行官二元制，在称谓上称为执行“签证”而非执行“条款”。
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如果申请人应当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予以证明而不能提出，或者虽有提出但诉讼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时，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向诉讼法院提起“发给执行条款之诉”，采取更广泛的证据手段来举证。相应，被申请人也可对申请人提起“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事人可以在首先提出程序上的抗议，在抗议被驳回后再起诉，或者同时提出抗议和起诉。当然，如果申请人提供了公文书或公证证书而未获满足，其亦可选择向诉讼法院提出程序上的抗议。诉讼法院应当作出裁判，对该裁判结果，申请人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法院抗告。被申请人亦得提出此种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可执行之诉
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一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执行法院，而且执行法院原则上是“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之法院”。在执行法院内部，办理执行事务的虽有法官、书记官和执达员，但主体仍是法官，无论何种程序，均由法官决定，然后由法官自行为之或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办理。这种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体制，对执行力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地区没有执行文制度，执行依据是否有执行力是由执行法院在接收执行申请时并为审查。
许可执行之诉。虽然没有执行文制度，但执行力的争议同样存在。对于判决上所记载请求权受有限制，或者“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申请执行的，涉及实体权义关系，仍应通过某种救济途径解决。依台强执第14-1条，“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如主张非判决效力所及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院裁定驳回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内，向执行法院对债务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这里的“许可执行之诉”和“异议之诉”，类似于德国的“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然，依同法第12条，执行当事人也得提出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有所不同的，一是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而非诉讼法院。二是有10日的起诉期间的限制。
(三)“诉讼化”机制的借鉴
诉讼程序救济。执行程序，被认为是实现债权人既定债权的程序。债权已经确定生效法律文书所固定，国家有义务应债权人的申请，予以积极实现。但确定生效的判决，却仍然可能引起有关执行力的实体争议，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为当事人各方创设了诉讼救济程序。不仅考虑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兼顾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使其遭受不当的执行。
审执分立。德国严格区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执行机关的审查被限定在对被提交的文书和明显的外在情状上，不得对判决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判决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是否已消除，均由诉讼法院在“执行条款发给程序”中被确认，并通过该执行条款向执行机关提供证明。审执分立还体现在执行员与执行法院的分离，执行员往往负责具体事务，而执行中法律性强的事项以及争议的裁定则属法院的专权。审执分立原则的严格贯彻，为德国有效率的执行作出了持久的贡献。日本几乎完全承袭了审执分立原则。台湾地区也认为审执分立是基本原则，但由于其执行机关是一元制，而且执行事务也是由法官办理，故有所变通。
区分程序救济与实体救济。执行程序中产生的争议，大量是对程序、方法或行为等本身是否违法的争议，即所谓“程序争议”，不会或较少牵涉实体权义关系。从执行效率出发，对这些争议，均要求当事人提出程序上的申请或申明异议，交由法院及其上级法院，采取裁定和抗告的简便程序，予以迅速解决。因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控制允许提起许可之诉的事由。另一方面，应当通过诉讼的事项，一般也不允许以执行裁定代替解决。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构想
(一)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内涵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应指申请人申请执行，因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及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有所争议，经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起诉，请求许可申请的民事诉讼（当然，如果申请人的申请被法院受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未被法院采纳的，被申请人亦得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
本诉的特征：(1)应是执行程序中的诉讼，原则上限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终结前提起。反之，如果债务人在被申请执行前，为防止将来的执行，预先提起有关诉讼，依普通民事诉讼法虽可受理，但在性质上则不属本诉。(2)应是有关执行力争议的诉讼，争议事由是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存在、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3)应解决实体性问题的争议。当事人如果仅对执行程序、执行行为或执行方法有所争执，应当针对执行机关，运用程序上的救济方法，提出申请或异议。(4)目的是许可或排除本案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后，执行程序即不得开始，申请人取得胜诉判决后，执行法院必须据此受理执行申请。反之，不影响继续或停止执行，与执行程序无法律上关联的争议，可通过普通诉讼解决，即使在时间上是发生于执行进行中，甚至事实上影响执行的效果，亦不属本诉。
本诉的类型包括执行力限制之诉和扩张之诉。执行力争议，理论上包括执行力要件、执行力限制和执行力扩张三种类型的争议。所谓执行力要件的争议，是指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本身是否具备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一般要件，如是否确定生效、是否有给付内容、给付内容是否可能、给付内容是否合法、给付内容是否具体确定、给付性质是否适于执行等事项有所争议。笔者认为，执行力要件的争议，由于未涉实体权义关系，为效率起见，宜交由执行人员直接裁定，并可允许抗告。所谓执行力限制之诉，简言之，是指执行依据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有对待给付等涉及实体权义关系的限制情形时，当事人对这些限制情形是否具备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已不受限制，从而决定是否许可或排除执行。所谓执行力扩张之诉，简言之，是指当事人一方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时，另一方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扩张，从而决定是否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争议的各种情形，涉及众多法律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将另文详述。
(二)我国许可执行之诉与其他诉讼的辨析
1.再审之诉。实践中，债务人往往通过申诉阻止执行。债务人经再审胜定，执行未终结的，当然停止并撤销。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对本案判决主张撤销或废弃，相反，它是在承认判决之确定力的基础上，仅对其执行力提出相反主张。故有些判决，虽不具备再审条件，却得提起本诉。
2.债务人请求权异议之诉。是指执行依据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4条)。所谓“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实务上指债权已经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解除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和解、撤销权或解除权行使、消灭时效完成、免除债务新法实施、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等情形。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判决上所载之请求权，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申请执行期限、请求权附解除条件、请求权附终期等情形时，债务人得提出“请求权异议”，此时就不属执行力的争议。
3.第三人标的物异议之诉。是指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的，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5条)。所谓“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实务上主要指所有权、担保物权、共有权、附条件买卖取回取、信托财产权、用益物权等。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特定的标的物，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第三人特定继受诉讼标的或为债务人占有诉讼标的物时，可能产生执行力扩张，第三人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此时要区别于“标的物异议之诉”。
4.执行程序中新生请求权的诉讼。例如，执行担保关系中，担保人未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得另行起诉。又如，执行和解关系中，双方均可以依据民法上的和解之债另行起诉。再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如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履行费用、交付执行转化为赔偿执行、妨害执行执行造成损害的赔偿、拒不协助执行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执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的确定并返还等，都属另案实体问题，不足许可或排除本案的执行。但注意，这些争议，法律往往规定得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或决定后，在本案中对有关第三人一并执行，故实务上极易与本诉相混淆。
5.代位权、撤销权之诉。二者都会涉及到第三人。如果债权人胜诉，也将可能使第三人受到执行。就其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而言，与许可之诉类似。但二者均非针对原判决的争议，而是为保全债权而另行提起的诉讼。实务上经常将本应另行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的情形，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6.侵害债权之诉。现代侵权行为法有侵害债权的理论。我国部门法已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公司清算组成员，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机构以及破产管理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侵害债权之债与本案之债竞合时，表象上也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得对侵害债权的第三人为执行，本案债权得相应扣减，故实务中经常将其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标的
许可之诉之所以应由强制执行法特设，根源于其标的之特殊性。分歧的焦点在于，引发争议的这些实体法律关系本身，是否为许可之诉的标的，许可之诉的判决对其是否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事后能否就此另行起诉。学者的论说，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是主张诉讼标的仅为是否许可执行的“许可权”，对实体关系没有既判力。姑且称之为“程序说”。二是认为诉讼标的应为实体关系，许可执行是其当然效果。姑且称之为“实体说”。多数学者及实务上采前者。我国将来的立法，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二者都存在理论或实务上的缺憾。“程序说”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异议理由即实体关系仍可另行起诉，难以避免讼源、讼累，也容易造成前后判决的矛盾。而“实体说”存在理论上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无法解释据此得到的判决，何以具备许可执行的效力。而且，如果仅仅是对实体关系加以确认，提起普通诉讼足矣，何以解释其为强制执行法上的特别诉讼类型？因此，应当以程序说为基础，兼采实体说的合理因素，构建我国许可之诉标的理论。首先，根据创设许可之诉的宗旨，应先把许可之诉的标的确定为“许可权”。这是许可之诉作为特别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离开这点，将根本上否定许可之诉的必要性。其次，要充分考虑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当事人讼累，将实体关系尽可能地纳入既判力的范围。客观上说，判断是否许可执行，必然要将实体关系作为先决问题，只要这一问题经过充分审理，有关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攻击或防御的机会，诉讼法院已经对这一问题经过审慎判断，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既判力。在技术上，处理的方法可以有：一是原告在起诉时，可以明确将实体关系作为诉讼请求的一部分。此时，成立诉的“客观合并”，法院不仅要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对该实体关系加以判断，也必须在判决主文中予以宣告。二是如果原告没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为了避免原告败诉后另行起诉，也可以反诉该实体关系。三是原被告双方均未诉请的，法院虽不得在主文中予以宣告，但根据“争点效”理论，只要该实体关系经过充分审理并在判决理由中予以判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前诉的认定。当然，无论何种情形，许可之诉对实体关系的认定或判决，只有在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或经合法传唤的情形下，对其才有既判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余姚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5月31日浙江省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5年6月30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5年7月5日公布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保护和防治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余姚江（俗称姚江）水污染，保障人体健康，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余姚江，是指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余姚江干流（至姚江大闸）及其支流东江、东横河（余姚城区至慈溪市洋塘闸）、慈江（余姚市丈亭至江北区观庄桥）。
凡向余姚江排放污染物以及从事可能影响水体环境质量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内余姚江水环境质量负责。
市环境保护局对余姚江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有关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辖区内余姚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各级航政、渔政、水利、卫生、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城建规划、市政公用、工商行政等管理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余姚江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余姚江水环境，有权对污染余姚江水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五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保护和改善余姚江水环境以及实施本条例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和防治
第六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制订余姚江开发利用及综合整治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余姚江水质执行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3838－88）Ⅲ类标准，其中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执行Ⅱ类标准。
市环境保护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余姚江不同区段的水功能，划定保护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环境保护部门设立保护标志。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余姚江水污染防治的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经省环境保护局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禁止新建、扩建向余姚江排放含有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8978－88）中第一类污染物（汞、烷基汞、镉、铬、六价铬、砷、铅、镍、苯并芘）的建设项目，以及化学制浆、制革、氰化物生产等严重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
第十条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向余姚江排污的造纸、漂染、粘胶纤维、生物发酵、麻类加工、合成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建设项目。
第十一条 对向余姚江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总量、浓度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企业、事业单位向余姚江排放污染物，必须取得排污许可证，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总量不得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现有排污单位应积极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做到达标排放。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排污单位在限期治理期间，必须采取限产减污措施，并制定治理计划，定期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治理进度。
第十二条 排污单位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关、停、闲置或拆除。确因故障、检修等原因无法运行的，应当采取停产或减产等减污措施，并及时报告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
第十三条 严格控制未经处理的城镇污水直接排入余姚江。
余姚江沿岸的城镇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城镇土地成片开发，应当同步建设排污管网；开发区、工业小区应当同步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第十四条 禁止在余姚江水体实施下列行为：
（一）排放或倾倒油类、酸液、碱液和有毒废液；
（二）排放或倾倒工业废渣、放射性废弃物、生活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
（三）清洗装贮过油类或有毒污染物的船只、车辆和容器等。
第十五条 在余姚江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禁止从事网箱养殖、种植和放养禽畜；
（三）禁止设置排污口，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
（四）禁止从事游泳、游艇等水上运动；
（五）禁止运载油类、粪便、垃圾、有毒物质的船舶进入。
第十六条 在余姚江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建设码头；
（二）不得从事网箱养殖、种植和放养禽畜；
（三）不得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四）不得新设排污口，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按要求削减排污量。
第十七条 严格控制在余姚江沿岸堆放、存贮、填埋化学危险物品和固体废弃物；因生产需要临时堆放、存贮的，必须按规定经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同意，并采取相应的防污染措施。
余姚江沿岸不得处置或回收、利用列入国家、省、市控制名录的危险废物。
第十八条 余姚江沿岸的企业事业单位从境外引进技术、设备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无污染的要求；对可能污染余姚江水体而国内缺乏治理技术和设备的，必须同时配套引进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
第十九条 船舶向余姚江排污必须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船舶运载油类、化学危险物品或有毒物质，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溢流、渗漏和货物落水造成水污染。
第二十条 余姚江沿岸农田使用化肥，应注意防止污染水体。
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运输、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的农药，必须加强管理，防止污染水体。
在余姚江饮用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内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局和有关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照总量控制的要求，对排污申请单位进行审查，并核发排污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向余姚江排放污染物，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当按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的，对超额部分征收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排污费或超标排污费。
缴纳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后，不免除其污染治理责任、赔偿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二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向余姚江排放污染物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评价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并按照审批权限报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后，建设项目方可立项。其中涉及向余姚江排污的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应当事先征得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严格控制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必须经有关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初审后，按审批权限报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单位必须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或使用。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必须同时治理。
建设项目竣工后，其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第二十五条 排污单位拆除现有水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在实施拆除三十日前向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拆除。
第二十六条 市环境保护局和有关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定期定点对余姚江水质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七条 有关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清理辖区内余姚江水面漂浮物和水下沉积物。
第二十八条 排污单位发生水污染事故，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影响的单位和居民，并及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接受调查处理。船舶造成污染事故，应当向就近的航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排污单位向余姚江水体排放污染物，污染下游水体，由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利等部门调查处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由上游排污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造成跨县（市、区）污染事故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协同市环境保护局调查处理。
第三十条 由于干旱等不利自然因素，正常排污危及余姚江饮用水源和渔业水体时，环境保护部门应当责令有关排污单位减少或停止排污。
第三十一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和帮助排污单位搞好污染防治工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航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擅自建设禁止建设项目的责令关闭或停止建设活动，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建设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的，责令停止建设活动或生产，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无证排放污染物的，责令停止排污，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排放、倾倒污染物的，处以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整改，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不缴纳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的，除追缴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及其滞纳金外，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水污染防治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或未经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的，责令停止生产，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水污染防治设施因故障、检修停止运行而不采取停产、减产措施的，给予警告，责令整改，并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未经批准擅自闲置或拆除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令限期恢复使用，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征收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超标排污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严重污染余姚江水体，又缺乏治理措施的，可责令其停业或关闭。责令停业或关闭，由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十五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错误并因此造成损失的，没收评价单位的评价所得，可处评价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罚款，并可报请评价资格审批机关降低评价单位的资格等级或者吊销其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依法承担排除危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并可按照直接经济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人员或法定代表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由有关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决定；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市环境保护局决定；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市环境保护局报省环境保护局批准。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有关部门违法、越权审批或决定的，其批准或决定无效；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市环境保护局对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作出的违法、越权审批或者错误决定，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四十一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及环境监测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宁波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