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金属供应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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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于颖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的保护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对于生物技术都有各自的立法，但我国在这方面显出其的弱势地位，在众多立法中，知识产权的有关保护是重中之重的，所以，我们应该及早解决有关问题，以促进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
关键字：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

现代生物技术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其基本体系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发酵工程和生化工程等。目前，它已广泛渗透到医药、食品、化工、能源、农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正日益显示出其潜在的和现实的巨大价值: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许多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就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并已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目前国际上有关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和具体做法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保护水平也参差不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尽管目前有关的立法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相关规定较为接近，但就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言，总体上的保护水平还不高。我国应积极学习外国有关方面的立法，使我国的对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有一个尽可能完善的保护。
国外概况
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崛起，人们关于生物技术的许多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也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日益增加和日趋重要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问题非常重视。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建立了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国际中心。该中心章程规定对生物技术发明创造要给子法律保护;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FCD)的部分成员国以及该组织的科学技术政策中心。提出了用专利保护生物技术成果的报告；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UPOV)实行了以专门方式保护植物品种的制度体系；1994年通过的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一也对成员国明确提出应当用专利或用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两者结合对植物品种进行保护。旱在1983年，巴黎公约国际联阴第14次会议就提出建议。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1P0)研究利用专利和其它形式在各国和国际上有效地保护生物技术发明创造。为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并多次召开专家会议对利用专利保护生物技术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期寻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对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原则和通行作法[1]。通过十几年来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各国间共识增加，协调增进，对国际经济技术贸易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德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和日本比较早地对生物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实行了法律保护，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也在五、六十年代后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生物科技的创新能力，促进了现代农业、现代医学、以及环境、能源、材料等领域变革性的发展，并使这些国家在国际技术交流与经济贸易中受益。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有效实施作为一项发展战略，采取积极行动，研究和探索适应木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符合国际通行体系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加强管理，提高运作水平和能力，以适应日益加强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向。
世界发达国家一直有取向明确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近年来，特别加强了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制度建设及战略推行。如在美国，建立了对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有力的保护体系(如采用普通专利、植物专利和专门立法二种方式保护植物品种知识产权)，且在世界上首开许多生物新技术保护判例(如1980年6月16日最高法院终审裁决的Chakrabart遗传工程菌专利案)。这样的制度体系有效地促进了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美国成为许多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源头，据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巨大价值的无形资产。并且，在这种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下，生物高技术产业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深远前景的新兴产业。在农业产业领域，培植了像先锋、孟山都、皮托等跨国性集团公司，不但在工业化的美国支持了发达的农业[2]、并且，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一批与人类医疗、健康密切相关的生物药品、生物制品，也己进入国际市场。
我国现状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物技术立法和管理上都存在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基本属于行政规章范畴，并且，管理机制不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国加快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及向国际体系靠拢的进程。我国修改后的《专利法》，扩大了对生物技术的保护范围。加强了对其保护力度。1995年7月.我国加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开始与国际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制度接轨。1997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发布(同年10月1日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性条例，对促进生物技术育种及相关科技的发展进步与成果转化将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在当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知识产权观念还不是很强烈，自主创新意识不强。有不少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项日，从选题、设计、实施到评价，对专利等形式知识产权所反映的科技信和跟踪把握不够，查新不充分或主攻方向策略性不强，造成科研成果创新水平低，以至在低水平重复。有的生物技术成果因先见于论著而失去新颖性，丧失知识产权 (如我国“二系”杂交水稻技术贸易中相当一部分成果的情况)。
生物技术中很重要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现在专利权上，所以说专利法是生物技术很重要的保护手段。目前我国的专利法体系中较少涉及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问题只有对某此与生物技术有关发明的简单排除［3］。而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生物技术的专利问题作以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专利法))(1984年制定，1992年、2000年修订)第25条仅仅是排除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和“动物和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即认为有生命的物种(尤其是动物与植物物种)是不可专利的但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授予生命物质专利的做法已被突破，并且已成为基因时代的发展趋势，我国的现行《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就难以有效地处理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虽然专利管理部门可能会在实际下作中对此做出调整，但法律依据却是不足的因此修订《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内容加强与明确对于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即为当务之需。
对完善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一)完善我国有关方面的立法
我国应积极学习、借鉴国际上有关立法的先进经验，对于生物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予足够的保护，尤其是专利法的规定中，应该对于生物技术的具体申请专利以及给予的保护明确具体，这样对于我国本身的生物技术研发角度来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合理使用和人力资源的不断发展，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专利所记载的技术信息约占整个技术信息量的90%，利用专利文献,可以缩短时间60%,节省研究经费40%，而且专利的信息比一般刊物早4-5年[4]“通过专利检索还可以防止侵权，避免通过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研制出的成果一问世就纳入别人的专利保护范围”[5]在专利检索中，我们不仅要检索尚处于保护期内的有专利，还应注重那些已经失效的专利，充分利用专利保护。同时，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还可以防止我国的产品被西方有些国家仿冒，从而也有利于我国生物技术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另外，由法律规定对成功的生物技术创新给予回报，让愿意承担风险研制新产品的人获利。这样，对于我国许多生物技术公司，为了获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优势地位，就会争取获得产业的主导权，从而就获取了较大的商业利益。
（二）树立自觉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方面由于没有保护到位，我们曾有惨痛的教训。如著名的维生素C两步发酵法，本来是世界先进技术，但却由于没能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当然又与当时的法律不健全有关)，因而不仅导致国内Vc大战，从而造成国家则产的极大浪费，也同时造成技术外流，使国外公司不劳而获，大大降低了我国制药企业的竞争力。虽然近几年国内企业尤其是几家著名的电子企业如海尔也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不可否认这种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至少，就国内产业界的整体而言，对此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若从专利这一领域来看，我国产业界尤其是信息和生物技术产业界都而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因为在信息技术领域，国外在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己高达总申请数的90%，己基本形成了专利覆盖[6]。生物技术产业界也而临着同样的困境和危险。这的确是极其可怕的事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的公司每想开发一件新产品时，都需要事先征得国外专利权人的许可(也许会有例外的强制许可，但也仍需要交纳使用费)!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再不重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应用，道路肯定是越走越窄，又怎么可能谋求发展呢？因此，树立自觉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与必要的事情。
（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一个企业的研发机构(R& D)是创新的灵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又必须和知识产权的利用与保护联系起来，其中主要是专利。首先，通过对有关专利文献的检索，及时把握本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样既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乃至对相关专利权的侵犯，又能尽快锁定本企业感兴趣的技术发明点，从而使研发人员能以最经济的投入获得最大成果[7]。其次，当有技术成果产生时，如有必要(指比用技术秘密保护更有效)或有可能，应尽快准备申请专利，以形成对成果的及时保护。当产品走向市场后，也要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为之护航，及时制止可能的侵权行为。这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实施。一个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应该由合格的人员组成。并且这种机构设置应该是长期的，在企业运行中占据相对重要的中心地位“随着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化，需要建立起本企业自己的知识产权数据库”对此数据库的有效管理与利用，亦是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
（四）加强企业的促进作用
在现代的经济发展的时代，注重经济发展，其中更加应该注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生物技术显然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我国要建成生物经济的大国和强国， 就必须依靠企业的发展，生物公司在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科研以及转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或者说，转化为生产力不就是生物技术要发展的最终目的吗？目前美国已拥有生物技术公司1500家，近30年来，他们的生物技术企业开发的新药超过150种，美国的许多新产品取得领先地位之后，政府特别对其知识产权采取保护措施。而我国在这方面就献出自己的薄弱，因此，我国在这方面要更多地借鉴美国的经验，以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生物技术产权。没有作为市场主体的大型龙头企业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当前我国要扶持和培育特色突出、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跨国生物龙头企业，这是实施生物经济强国的战略要求。而在众多企业中，我们是不可以忽视大企业的作用的，没有大企业主导，我国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很难保护得住。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市场控制力和竞争力为主旨的战略重组，力争培育出一批特大型生物龙头企业。

参考文献：
[1]陈传夫《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法》.武汉:武汉人学出版社，2000年.48-50；
[2] 韩秀成《美国的专利政策及其高科技企业的战略》知识产权2001,(3):43-48
[3]胡佐超，陶天申《生物技术与专利.科学出版社》，1993年；
[4]郑成思，韩秀成《中国入世知识产权纵横谈》[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46-64；
[5]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78
[6]王伟群《外国专利在我国跑马圈地》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8日第1版；
[7]刘银良《生物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1生物技术通2000,(3):34-38,44

经济法视野中的西部大开发刍论

王保信


摘 要：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与经济法理念的契合点为分析基点，阐明经济法制度是西部大开发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并探讨了这一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经济法理念 法治保障

一、导言
西部大开发作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措施，已在新千年初正式启动。它“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江泽民语）。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后一个大局就是对西部开发的初步设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设想，并于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2000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然而，对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和憧憬并不等于西部经济开发本身。[1]反思百余年来我国人民探寻西部振兴的艰难历程，贫穷落后的帽子甩得着实艰难。究其根源，已往的开发措施大都强调经济政策措施，忽视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由于政策易受形势左右和个别长官意志干扰而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无法避免减弱旧体制形成的障碍，有效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冲突。单一的政策推进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长期、健康和有序地进行。解决东西差异在客观上就要求统一规划、部署、协调、组织，所有的规划、方针、政策都必须用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力来保障。[2]加强西部大开发的法治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不过，在确立运用法治思维和手段来推进和规范西部经济跳跃式发展这一基本方略的前提下，还必须解决“法治保障模式甄别问题”。[3]即，法治保障体系核心制度（或主导制度）的识别和确认问题。我们必须客观、综合分析西部地区经济、政治、生态等背景环境的特征，针对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时代特点，选择最有利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主导法治轨迹和核心法律制度。
二、西部大开发是对经济法理念的生动诠释
西部大开发生动诠释了如下经济法理念：
（一）市场自主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倡导建立保障市场自主调节机制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的国家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今天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市场潜力的发挥和自由经济能量的发挥依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然而，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在肯定和褒扬市场伟大功绩的同时，也以其固有的宏观、冷静的视角警示社会，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法治保障下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为前提。要实现社会利益的总体增长，不仅需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运用法律规范和制度倾斜引导资源的流向，实现全社会经济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勃兴。
西部大开发正是这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推动经济整体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鲜活实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利益指向应当以全社会为出发点和归属。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根据东西部地区地理、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差异，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实践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实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目标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今天，我们已经在东部的蓬勃发展中积累了发展经济的许多经验，以市场经济手段实施西部大开发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要激活落后地区的经济，必须依靠市场机制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创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破除西部欠发达地区残留的充满计划经济色彩的依靠行政力量实现资源分配的陈弊，由市场供求等力量来决定资金、物资、人才资源的流向。但是，要让这些经济因素自发流向落后地区是不符合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规律的。现代各国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表明，区域开发首先是由政府启动的，国家宏观调控在制定和实施开发规划，调动资金、技术和人才，实行倾斜政策以及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开发西部也正是国家宏观调控引导经济资源流向西部、市场调节机制激发西部地区内在活力两种力量共同实现区域经济腾飞的伟大实践。
（二）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完美契合
西部经济属于区域性经济，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特色产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价值及经济的跨地区发展。一方面，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地域分布规律，尊重区域差异并采取合理的应付措施，完善区域自我组织功能，实现西部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形成西部经济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必须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调控之下，不能偏离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西部的发展不仅要有利于当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要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增进。
关于西部开发的模式，学者们的意见不尽统一。有学者主张“特区模式”，即应该根据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建设的需要设立特区，如生态特区、旅游特区、金融特区或综合性特区；[4]也有学者主张“超特区模式”，即建立一种比东部地区更吸引投资者的环境。[5]不管学者们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设计上的争论最终会以那种模式的制度化告终，这种区域性经济是界于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宏观是通过中观而具体作用于微观的，而中观的发展一定不能偏离宏观的方向和轨道。这使区域经济既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又成为了宏观调控的对象。一方面，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西部开发过程中有关地区发展规划、投资决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规范和调整，使之有利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依法处理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跨区域的合作，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经济的特色，实现西部经济的腾飞。
（三）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互动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为经济法所关注，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平和泛爱的责任心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和谐的世界。人类在作出每一个行为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到本代人的利益的平衡，同时要考虑到代际人利益的平衡。
我们所倡导的开发西部战略不光是经济的开发，更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宗教民族关系、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很多方面，既要推进经济建设，又要实现经济、资源、人口、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有些西部偏远地区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和落后，在吸引资金、寻找项目上，完全忽略西部特殊的生态特征，对“污染转移”的项目如小造纸厂、小化肥厂、也照单全收，只要能解决当地百姓一时的吃饭问题，就可以置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于不顾，低效率的重复建设杜而不绝，有的地方甚至怕新来的大企业会挤跨当地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各种禁入、保护的土政策卷土而来。这种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动行为与国家所倡导西部开发战略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们所要进行的西部开发是在经历了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教训之后提出的，既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要保证生态系统乃至人文环境良性发展方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三、经济法制度是西部大开发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
为了避免西部开发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无序和浪费，2000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事实上，西部开发中所有重大问题都需要法律制度的确立和保障，而这几乎涉及到现行所有的法律部门??西部开发政策实施中行政权力的配置、行使及其监督需要行政法对行政执法权威的确认和行政权力滥用的防止；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智力成果的转化需要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发展新兴市场，保护和确认交易当事人的平等地位需要民法对交易中私权关系的调整；等等。然而，我们说经济法制度是西部大开发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是在深入思考经济法制度设计与战略重点实现的法治化要求的完美契合后得出的结论。
（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在于将政策指引方向从单纯输血转向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多年来，我国西部建设的思路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即将“扶”贫机制当作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的制胜法宝，以为靠扶贫就能脱贫。结果，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注入西部，却没有有效的制度和利益激励机制引导这些资金和物资真正流向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上，没有符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殊情况的投资制度。
经济法在建立这种法律引导机制的过程中起着最为核心的作用。西部大开发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路（公路、铁路的建设）、场（机场设施的建设）、管（输气管道干线的建设）、电（电站、电网的建设）、信（通讯、电视广播等信息传输设施的建设）、市（大中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水利、开发水资源及节约水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6]对于这些固定成本投资巨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的公用事业项目建设的法律调整，仅仅依靠民法对市场平等交易关系的构建和破坏这种平等性的行为的纠正，或者仅仅依靠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确认和规范，都无法达到市场主体经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共生共进的最佳平衡点。只有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法才能提供最为宏观的制度保障。只有按照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定位在“适度干预”、“有限干预”，才能将政府职能限制在做好发展规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控制财政投入范围内，才能真正给予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动力和外部环境，最终实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独立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
西部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自1978年以来，尤其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明显加快，可以说，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保、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问题在于执法不严，执法无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致使“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西部大开发若不能处理好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关系，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必将阻碍西部开发的进程，甚至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国家环境资源法制的统一性与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应该尽快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冲突则是环境资源保护不力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就应当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除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强调资源优势的思维定式之外，还要着重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问题，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预防和化解纠纷。
西部这种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的制度需求为经济法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落后地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建设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和政府的短期行为，这些问题都有赖经济法的调整和遏制。反过来，经济法也是最能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法律部门能象经济法这样在整体原则体系中体现和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三）、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方面
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关键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各省区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过分追求小而全的模式，没有体现各地区的优势。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根据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注重投资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克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状，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西部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农牧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建立能源、冶金、石化、机电一体化、稀有金属材料、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最大化。
能很好的完成这一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的，只有经济法范畴的产业调节法。通过产业调节法（包括产业结构法、产业组织法、产业技术法等内容）对产业调节关系（即国家在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区域布局和产业技术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安排过程中产生的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整体布局，为西部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背景，建立西部地区区域协作和联合建设的制度机制，以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整体优势，在国家统筹规划、宏观引导的前提下，合理分工，共谋发展。
四、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经济法律措施
（一）加强市场主体与市场秩序立法
1、放宽投资限制，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首先，依法鼓励和保护西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要尽快改变西部地区所有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的状况，依法培育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引导和保护其参与西部开发。在企业设立和市场准入等方面逐步用注册制代替审批制，完成从审批主义向准则主义的转变。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领域外，均应视为非公有制经济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其次，放宽国际资本和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西部市场的限制。根据WTO规则，在税收、贷款、投资融资和社会负担方面给予投入西部的外国资本国民待遇，依法保护其财产权利和财产安全。同时依法运用投资优惠手段鼓励外来投资、民间投资。再次，增加投资方式，扩大投资领域。应拓宽用资渠道，采取发行股票、项目融资、ＢＯＴ模式等多种形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从立法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事，但国家不能包办一切。要遵循宪法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权与事权以及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利益，惟有中央能够担负起在全国范围内协调东、中、西部的利益关系，进行财政资源再分配的责任，因此，中央应该进一步将政策引导与法律引导结合起来，并立足全局，抓好大型项目的开发。各地方要服从中央统一部署，不得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做规划、上项目，尤其是比较大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统筹安排，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同时，要充分发挥各地方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积极参与和实施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决策。
3、要加强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整顿，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各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市场信用，维护交易安全。
（二）加强宏观调控立法
1、依法确立西部投资倾斜的一般原则。将国家增加资金投入的政策规范化，以便依法逐步加大对西部的建设资金投入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并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2、依法确立区域之间互利互惠的合作原则和机制，努力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首先，要依法建立联合开发的利益激励机制。东部参与西部开发和中西部发展，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使东部公司、企业、人才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并把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渠道带给西部。其次，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区域壁垒、市场割据，为东、中部都来西部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再次，东部要一如既往地帮困扶贫，承担起对口支援西部的义务，中部要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促进全国协调发展。
3、规范使用税收优惠。对西部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尽可能在统一的税法体制下解决。原则上，对于不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禁止和限制之列的西部内外资企业、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各种经济组织生态建设所得，应在不同幅度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但是，税收优惠要兼顾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利益，分步进行，并充分考虑国家财政利益、西部地方财政现状以及将来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实行国民待遇的要求。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1、要尊重生态保护的客观规律，超越地区、部门或行业局限，根据各生态区的情况制定整体规划并依法统一执行。一要依法建立健全补偿制度。如，同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的受益者应该对当地的环境资源受害者给予补偿；不同地区资源输入的受惠者应该对资源输出者给予补偿；退耕还林还草，也应采取多种补偿办法。国务院已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逐步把“以粮代赈”等政策及管理监督责任措施规范化。关键是如何贯彻执行。二要确保当地人的受益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有些资源富集区往往从开发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还要承受生态环境恶化的种种后果，某些地方甚至资源越多越穷。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防止资源产地经济结构单一化，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税收、补贴、入股、就业等措施确保当地人的受益权利。三要依法实行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和鼓励生态环境整治工程、污染防治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对生态建设保护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2、立法保障环境污染的首端控制。对各项决策、各类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凡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决策和项目一律封禁，是发达国家环保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我国环保从“未端控制”转向“首端控制”的关键一环，也是西部开发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当务之急。因此，要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快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特别是要把生态保护作为衡量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和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防止某些地方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和政绩而滥耕、滥伐，滥上所谓“形象工程”、“献礼工程”，不惜破坏环境，甚至竭泽而渔。
3、对西部国有未利用荒地逐步建立特殊的物权制度。在西部开发中，对于数量巨大的未利用荒滩、荒漠、荒山、荒沟和草场，可以考虑在维护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建立特殊的物权制度。鉴于荒地开发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为了增强开发者对西部土地和生态建设持续投入的信心和决心，使开发者获得经济效益，国家获得生态效益，可以考虑，对于在荒地上进行的生态建设或符合生态效益的农业开发，允许开发者拥有比现行法律和政策更多、更长期的土地占有、使用和转让权以及林草和收益所有权。此外，可建立一种允许开发者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权期满后“自动顺延”的制度，即承包期满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终止承包的情形，则可以自动延长一个承包期。


参考文献：
[1] 田文英、王军：论西部经济开发中的依法行政 现代法学2000年12月 第8页